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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
巴九公
秀才


注册时间: 2010-07-29
帖子: 111
来自: 中国
巴九公北美枫文集
帖子发表于: 2017-05-31 17:05    发表主题: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 引用并回复

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
何焱林

第十一 言孟子引书语今误入两处。
两书有本出一处而偶为引者所增易,实于义无妨者,孟子齐人取燕章,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宋小国章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是也,观两处上文,其辞皆同,而又首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辄易一为始,易始为载,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处,亦何得疑其出于两书耶。不得疑出于两书,而奈何后来其苏既窜入仲虺之诰中,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中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此露一破绽耶?
按书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金仁山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孟子引亳众往耕之事,疑出此书,余尝叹为确识。因悟葛伯仇餉一语系于亳众往耕,下似即为古汤征书。而汤一征自葛始亦应为其文,今俱窜入仲虺之诰中,自非。且尤怪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夫晚出古文分明从孟子勦取书语,及作传不曰亳众曰童子,而泛曰农民,若似葛伯所杀为即其葛人,于汤无涉,而乃故与孟子违者,正以掩其勦孟子之迹也,噫,作伪者之用心如此,究将谁欺乎?

何按
此又阎攻其一点一及其余之故技。余曾言,古人引书,意在说理,不在存史,对于史料之引证,往往从其需要出发,故人引人殊,一人引同一事,其文亦往往不同。然此次引文,阎将不同认为同,乃读书不细之故。
阎谓:“两书有本出一处而偶为引者所增易,实于义无妨者。”所指即《孟子》齐人取燕章及宋小国章。以“书”论,一则同出《孟子》,一则同出《商书》,何得谓两书?所谓同出一处,亦不通。就《孟子》论,一出《梁惠王》下,一出《滕文公》下;就《商书》论,一出《仲虺之诰》,一出《太甲》中,何得谓同出一处?就义理论,亦相去甚远。
齐人取燕见《孟子•梁惠王》下:“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此一章用孟子对齐宣王论汤以七十里而得天下。其意若曰,只要齐宣行仁政,则天下皆愿归附,皆愿作其臣民,人人都盼其来,故东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汤来则与民更始,民得苏息,汤因此而王。此论仁者无敌,仁者必王天下。仁者来则民必得更生,必得出水火,必得解除暴政之桎梏,是说者泛论也。于解齐宣之燃眉,了无一用。以千里畏人者,齐宣王之谓也,何得谓无?此聊塞宣王之口耳!
宋小国章见《孟子•滕文公》下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汤始征,自葛载……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此亦答非所问,迂阔之甚。襄公欲步汤后尘,不知用几何年,所谓修得庙来,和尚都老了,何能救齐楚攻伐之急?
此两章孟子皆以大而无当,徒托空言,以解燃眉。
然此两章指归与文义,亦自不同,一见于《梁惠王》,一见于《滕文公》,一不同;一说齐国事,一说宋国事,风马牛不相及,二不同;
前为泛论,凡治国不行仁政者,皆入其彀中,其民皆有“后来其苏”之愿。
今举实例,昔人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葛不祀,自可成为汤伐葛之口实。葛伯称无法供献牺牲,汤即送牛羊与葛伯。葛伯是个老饕,不是将牺牲飨神,而是供奉自己的五脏庙。汤又使人问“何为不祀?”葛伯是个老猾,你有来言,他有答语,曰“无以供粢盛。”汤即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类似山贼,行同剪径,率其民要劫于路,夺助耕者之酒食黍稻,不愿给者则杀其人夺其谷,真不知好歹。更有甚者,有孩子以黍、肉饷午,葛伯杀其人而夺其食。杀助耕者已罪不可逭,更何况杀童子夺其口食?是可忍,孰不可忍!?汤便拔剑出鞘,旌麾直指葛伯。此所谓牛刀小试,验其兵锋。礼乐征伐应自天子出,夏桀却不不闻不问,夏政已不可为,汤恃其新锐,以得胜之师,开始了革夏鼎之战,故称“汤始征,自葛载。”此三不同。

阎谓:
何得疑其出于两书耶。不得疑出于两书,而奈何后来其苏既窜入仲虺之诰中,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中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此露一破绽耶?

何按:
此当问孟子,奈何“后来其苏”入于《梁惠王》,“后来其无罚”入于《滕文公》?孟子抄伪古文不又于此露一破绽耶?
既然《孟子》可一出于《梁惠王》,一出于《滕文公》,何以《书》不能一出于《仲虺之诰》,一出于《太甲》?前人书语,出于后人文中者多多,岂止两入,如《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曾入多少书中?曾为多少人引用?连大明太祖朱元璋朱皇帝读了这几句话也息却雷霆之怒,把孟老夫子请回文庙,同祀于孔丘仲尼老先生。
《书》中此二句一出于《仲虺之诰》,一出于《太甲》,目的明确,言出有因。此二句于《孟子》一出《梁惠王》,一出《滕文公》,用二义于类事,勉强殊甚。
宋小国,所忧者齐楚之伐,孟子开的药方是“后来其无罚”,宋襄公是否虐其民滥施刑戮,于史无征,据孟说宋“今将行仁政”,则过去之政,谅不过苛,“后来其无罚”对宋襄公可谓文不对题。何况宋“今将行仁政”而招来齐、楚之恶,若果“后来其无罚”,岂不更遭齐、楚,或更多国之伐?
《仲虺之诰》是在成汤放桀南巢,惟有惭德,恐来世以其为臣造君反,臣夺君权之口实之时,仲虺为安抚其自责之心而作,称汤不迩声色,不殖贷利,其行则为恭奉天命,吊民伐罪,不仅得天眷顾,且得民拥戴,实为出民水火,解民倒悬。所谓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
太甲当国,殷历三世,非复鼎革夏命,后来“其苏”之时。太甲当国之初,可能行为不检,不恤民力,滥施刑狱,不堪为一国之君,故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以期其守庐墓,对先茔,内省其咎。太甲果改其行,故伊尹迎回太甲。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安邦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省徭薄赋,尤在平准刑狱,故《太甲》一文。伊尹苦口婆心,谆谆训诲,要其以民为重,爱民如子。故引先王之迹,称“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先王之政,不仅本土,亦惠及邻人,故人皆视为己君,盼其君临其国。伊尹之意,在期盼太甲行先王之仁政,明法慎刑,宽大为怀,赏疑从重,罚疑从轻,与民休息,亦如先王,“后来无罚”,成为汤那样的圣君。

阎谓:
且尤怪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

何按:“葛伯仇饷”,今见于《尚书》古文篇目《仲虺之诰》,文仅五字“乃葛伯仇饷”,接下来即“初征自葛”等语,葛伯如何仇饷?文无叙述。《太甲》中也有汤征葛伯之事,亦无“仇饷”之详述。由此观之,“葛伯仇饷”一节,《书》与孟子无涉。若孔安国抄自《孟子》,虽不必尽录孟子关于“仇饷”之文,亦当叙其大略。此涉《书》文,孔注与《孟子》“仇饷”说“真伪”。或可从下判别。
㈠前已多次说明,诸子引述前史,不在存史,而在说理,说理中,往往加上己见乃至想像情节,如一妻一妾,濠梁之论。《评六》论《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等皆是。查遍十三经,“葛伯仇饷”事,除两见于《书》,两见于孟子,他皆不录,先秦诸子,乃至左氏,国语,皆无杀童子夺饷之录。至宋,《朱子语类》录朱熹语以为孟子所见乃出自他书。宋已不传。此为金仁山、阎若璩立论之由头。如果孟子所引为某书,则其时此书犹在,齐宣王或不读书,或不读此书,可与言书事。万章为孟子弟子,老师之书,当已读过,孟子只须提示,汝不见书云葛伯仇饷乎?无必要大段重复于《梁惠王》中说过之话?此两章文字疑皆为理设事,美成汤之政,恶葛伯之暴。最难理喻者为葛杀以肉黍饷之童子。童子若甚小,为葛人,有肉黍为饷,家必不甚贫,必在家中食饷,家中食饷尚且杀之,则葛伯不要一切人食,一切人不食,岂不尽皆饿死,土地、民人乃立国之基,人皆饿死,葛伯如何立国?如何兴徭役,收赋税?若童子年龄较大,则与家人一起劳作,葛伯岂能不杀家人,独杀童子?
若童子为商人,即如今之童工,汤遣童工于邦外服劳,能称仁德?且一外邦童工,入他国之境,人地两生,岂能一人独在一地食饷?当然,杀食饷之童子,最能煽情。
㈡若《古文尚书》为后人伪造,如今人所称王肃、郑冲等,则王、郑乃至梅赜当读过《孟子》,不读《孟子》,连“后来其苏”,“后来其无罚”皆不知,如何伪造。前引《书》惟“乃葛伯仇饷”五字,伪造者何以不抄葛伯杀童子事,以明仇饷为何事?由此推知,只有当时史官能如此书写,其时葛伯仇饷人尽皆知,不必另作说明。
㈢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孔传所言,较孟子之言,稍合情理,可能葛伯因其农民于田间食饷,误其工期,故尔杀之,若葛伯只杀汤所遣助耕之农,不及葛食饷之农,待其民或差强人意,何来“后来其苏”之叹?“后来其无罚”之诉!
从《书》语看,一曰“后来其苏”一曰“后来其无罚”孟子所引《书》语亦如此,皆不见诛、杀等字样,则孟子之叙与安国之传皆过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葛伯见食饷之农即杀,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人、畜非永动机,焉能不吃不喝,劳作不停?农忙之时,农夫于田间吃饭,乃是常例,《诗•七月》即有:“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即妇与子给田间劳作之农夫送饭。葛伯主政一方,当知农民之习,即使认为吃饭误工,罚之可也,何得便杀?未闻桀、纣有杀食饷农夫之说,如此,葛伯之暴,超乎桀、纣!农夫于田间吃饭亦罚,不仇饷乎?葛伯之暴,仍以《书》语“后来无罚”为准,罚有多种,未必皆杀。
孟子虽称亚圣,但长期地位较低,影响并不显著,自中唐,韩愈始以孟子是先秦孔子道统之唯一继承者,孟子地位始不断上升,至五代后蜀始列《孟子》于十一经而刻石,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孟子》始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因而汉之孔安国未必读过孟子此段文字,或者虽读而不甚在意,故孔传注中未引其说。

阎谓:
按书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金仁山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孟子引亳众往耕之事,疑出此书,余尝叹为确识。

何按:
《书序》曰:“汤征诸侯,为夏方伯,得专征伐。葛伯不祀,汤始征之。”
《史记•殷本纪》谓:“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史记》记汤征葛伯之由与《书序》同,《书》小序成于何时,今有歧义,置不论。《书》小序早于《史记》成文,于此可以定论。史迁所引汤之言,非迁所伪造亦当肯定。其结语“作《汤征》”,说明以上引语出自《汤征》。金仁山所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不类何篇?金所称不类者不类“孟子”引文也,然何所据而定孟子所引出自《汤征》旧文?析其文义,孟子所引《书》语,于《梁惠王》下实只二句:“徯我后,后来其苏。”其他叙述,皆孟子杂揉《书》语与己意写出,如“汤一征自葛始。”,一即有始义,何以不书“汤征自葛始”?“汤始征自葛”?或“汤征始葛“?而要用“一“,那是要与其《滕文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相呼应。“天下无敌”,“无敌于天下”这种话能出现在《书》中?不仅《书》,《诗》、《论语》、《周易》、《左传》亦无,即“无敌”二字,亦仅出现于《左传•庄二十六年》“兹无敌也”四字中。
《滕文公》中,孟引书文仅为“徯我后,后来(其)无罚。”他皆杂揉《书》文或出其自创,前已论及。金仁山之说乃凿空之论,阎若璩以疑说为定理,过之谓甚!
(201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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