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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璩《疏证》五
巴九公
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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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119
来自: 中国
巴九公北美枫文集
帖子发表于: 2016-08-19 18:16    发表主题: 评阎璩《疏证》五 引用并回复

评阎若璩《疏证》五
阎文第六
三统历引古文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今安国传无诞资有牧方明一语。郑康成注书序典宝引伊训曰: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今安国传亦无之。蓋伪作此篇者止见孟子有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二语,遂授之以为左验。又以论语有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为居丧之礼,诗商颂有衎我烈祖为成汤之称,今文召诰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为初,即位告诫之辞。论语又有无求备于一人,有侮圣人之言。周易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礼记有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有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孝经有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左传有上天降灾,有天祸许国假手于我寡人,墨子有引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住人而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引先王之书,歫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官,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日𦍙(同痒),其家必怀丧。荀子有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贾谊有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有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淮南子有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凡十余条,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
按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唐杨倞注荀子亦以此书曰伊训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又按:制历者以至朔同日为历元,班固律历志遇至朔同日悉载之,汉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汉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摄政五年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为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为子月也。或问:周改月于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于书亦有徵乎?余曰,亦徵于春秋左传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班志谓武王㠯殷十一月戊子师初发,后三日得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后一月为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见蔡氏书传谓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实在于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于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㠯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余分,是为孟统,可谓推法最密者矣,而伪作太甲者求其说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为正朔,祠告复辟,皆当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不知商实改月,未尝以十二月为岁首,曷为复辟于是月乎?不然,商实不改月,则十二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刘歆班固乃以为历元而书之乎?余蓄此疑凡数载,久之方得其说,故特著之以补颜师古汉注之缺,且以正蔡传之多误也。或又问:子以十二月为建子,则如孔传所云,汤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乱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苏子瞻既言之矣,余岂敢复以崩年为改元乎?盖成汤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则崩当于丁未,太甲即位改元,则改元必于戊申始正月建丑,终十二月建子,所谓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总之认十有二月乙丑为即位之礼,不得不以十有二月为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为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礼,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为建子矣。或曰伊尹当即位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训太甲,故曰伊训。余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独不可明言先王先之德以训太甲乎,或又曰刘歆三统历,班固谓之最密,杜预谓之为最疏,子何独刘歆之是从乎?余曰余亦非漫信刘歆也。自古治历者皆纷如聚讼,莫有定论,独刘歆载武王伐纣时日征之于国语伶舟鸠,太甲时日征之于古文尚书,余之从夫刘歆者亦以其原本经传而从之也,不然,一三统历也班固谓之为最密,杜预谓之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独谓杜预之谬,后人之议前人也如是,余又将安所适从哉?
又按:元祀十有二月,孔传以为改月是矣,但踰月即位,太甲称元于汤崩之年子月,则孔氏误会书序之文也,不可从。蔡传以为踰年即位,是矣,但不改月,又与历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从,余故折衷于二者之间,著为此论,自谓颇不可易云。
又按:墨子所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出非乐篇,虽未言其作于何时,然左传昭六年晋叔向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杜预注曰: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又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注曰:夏商之乱著禹汤之法,言不能议事以制,又曰: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又曰: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注曰:言刑书不起于始盛之世,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而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即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铸刑鼎,仲尼闻而非之曰:晋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谓成汤盛世即预设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时已有,何独至汤而无官刑耶?余曰:汤之时五刑具在,未尝无官刑也。独所为三风十愆为官刑之条目,有犯于此者则丽于官刑以勒为一书,以预告下民,汤固未尝有此制也。或又曰:杜预亦言著禹汤之法,则桓舞于官,是谓巫风。安知非即汤之法耶?余曰即汤之法,汤当时未尝以此丽之于官刑以勒为一书,以豫告下民也。故即九刑之作,原于周公所为,贼藏盗奸为大凶德,有常无赦是也。然说者犹谓此乃后世作九刑者记周公誓命之言,以著于九刑之书,非周公自为之书也。观于周公,则禹刑汤刑之作,其必不出于禹汤可知矣,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抑又可知矣。
又按:陈祥道礼书云:汉律历志引书伊尹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诞之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与今书不同。愚谓不特与今书不同,并与今汉书亦多寡互异。窃意祥道北宋人,所见似是别本,因思宋史绳祖学斋佔毕云左传昭十年子皮曰:夏书云欲败度纵败礼,今左传作书曰:上无夏字,而绳祖以为夏书。似绳祖所见亦是别本,今姑就二本证之,亦足见伪作古文者之脱误云。

阎谓
《三统历》引古文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今安国传无“诞资有牧方明一语”。

何按:
《书•伊训》此段为:“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诅之成德,以训于王。”
①征之《书》、《传》,王生时,无以王名或王谥系年者,故凡王生时以王名或王谥系年,皆为后世追述之辞。故刘歆《三统历》引所谓古文《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至少有两点错误,一为以王太甲系年,二为元年。
悉知古代年之称有四,唐、虞称载,夏称岁,商殷称祀,周始称年。由此二条即知,刘歆所引非古文《伊训》。今《尚书》此句为:“唯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中规中矩。
②《三统历》所引《伊训》语与上引《书•伊训》语,同为《伊训》开篇,所见之伊尹则判若两人。
《三统历》引语若无“太甲”二字,全句变为“惟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
⑴无王,无太甲出场,祀先王者伊尹,诞资有牧方明者亦伊尹,伊尹俨然王者。若无“太甲”二字,不知此为谁元年。从此二句看,伊尹真如《竹书纪年》所说:“伊尹即位,放大(太)甲七年,大(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如是,伊尹乃篡逆者,乃叛臣,逆臣,乱国之臣,何能得商后人崇敬?何能受商后人祭祀?何须作《伊训》?伊训训谁?《伊训》根本就不存在。
⑵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嗣王即位之初,祇敬其祖,祭祀先人,朝见群臣,以告新王嗣位,以改正朔,以正君臣名份,势在必行,新王必须在场。即使监国者摄政,新王也必须出场。霍光所立两任新主,溥仪冲龄登基,都要坐坐龙椅,受群臣叩拜山呼。照皇甫谧所说,外丙、仲壬两王在位,共七年之久,此伊训可能训外丙,可能训仲壬。又即使太甲为太丁遗腹子,此时已届七岁,远比溥仪登基时大,绝不会尿湿龙椅,岂有登基不受群臣朝参之理?伊尹因不满太甲之行而放之桐宫,太甲其时已然成丁,否则,一个七八岁孩子,纵然有些顽皮、乖张,亦不至放逐。
⑶诞资有牧方明”
谁诞资有牧方明,王乎,伊尹乎?《三统历》未说明,从文气看,当是伊尹。有人释诞为大,资为询,借资为咨,有牧即群守,方明为明堂。
窃以为释诞为大可,《尔雅•释诂》诞,大也。《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传》大也。《诗•大雅》:“诞弥厥月。”《毛传》:“大也。”资更可能为资给,提供。有牧即《书》文“侯甸群后”,其时尚未行郡县,不得谓守。方明一词释为明堂,犹未谛。
方明一词,首见于《仪礼•觐礼》,释义有二:
“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谓神明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
方明为用: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明堂一词,首见《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关于此诸家之释有歧。郑注称:“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於宗庙,辟王也。”
孔颖达正义谓:周公朝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郑玄引《大誥》:“王若曰”以为:“王谓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也。”王肃以為稱成王命,故稱王。王肃以《家语》之言,“武王崩,成王十三。”郑玄用卫宏说:武王崩时,成王十岁。
不论成王时为十岁或十三岁,皆有行为能力之时。窃以为,天子负斧依,南向立者成王。周公摄政而非摄位。若周公摄位,至成王十七岁归位,《周书》当有周公称王之录,《書•金縢》篇亦當稱周公為王,此正三監流言所稱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之口實,周公豈能將三監制定之帽子自己扣到頭上?王肃言之有理。
斧依者斧扆也,画有斧形之屏风也,立于户牖之间。周公居摄,嗣王初立,自当与群后及百官见面,故成王南向立,所谓南面称王是也。
《三统历》所引《伊訓》,伊尹既自祀于先王,以王者自居,自然可以在庙中会见有牧,何必祀庙后再转到明堂咨询有牧?明堂之称始见于周礼,汤为商初祖,其在位时距周公制礼作乐已五六百年,礼制始行于周,岂能以五六百年后事为商初之制?商初无明堂。
周人以礼治,商人以巫治。方明之释当以《仪礼》之释为准。如是,诞资有牧方明,或为大肆咨询群牧上下四方之神,不问苍生问鬼神也,如何咨询?悉知商人嗜卜重巫,要咨询天下国家大事,首先是卜筮鬼神,有牧亦事鬼神,重巫觋,何能答伊尹之问。或大肆资给群牧上下四方之神明。神明如何资给?大肆资给群牧以四尺见方涂有六色之木块?有何意义?作何用途?
须知,以六色象天地四方,乃五行与阴阳家说,五行与阴阳之说,形成于春秋战国间,而仪礼迟至西汉末始集集成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战国及西汉间各种思想影响,尤其今文经家常以风角谶纬之学说经。
征之《诗》《书》《论语》《春秋》及先秦诸子之说,皆无方明一词,可见“方明”一词之出,必不在先秦,遑论其出现在商《太甲》之时,阎若璩以《书•太甲》无“诞资有牧方明”证其伪,大谬。
⑷要证刘歆之误,只须指出一点,即“惟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之“朔”。
现于商之纪年,有两种说法,一《万年历》所持,以前1600年为商纪之始,亦为今一些学人采用。再则为《汉书》载《三统》之说:《三统》:“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余分,是为孟统。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注意,《书序》只称“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并无“十有二月乙丑朔”之叙。
现一般认为,武王伐商为前1046年,余以为前1044年。则子履成汤为前1673或1675年。
征之万年历,从前1600年至前1560年,四十年间,无商十二月(子月)乙丑朔者,前1614年即丁卯年壬子(商十二)月乙丑朔,辛未冬至。至朔相差六日。万年历断其年为夏桀40年,商汤五年。此时汤尚未伐夏,自然不会有太甲嗣位之事。前1614至前1560年间,十二月朔无在乙丑日者。
前1675年夏历11月即商历12月朔为丙寅年己亥月己丑日。前1671年即庚午年戊子月乙丑日为商12月朔,冬至在壬申初八,至、朔相差七日。其时为成汤6年,距太甲元祀尚有十数年,自然不会是太甲元祀十二月朔。从前1675至前1630年,无夏历11月即商历12月朔在乙丑者。事实上前1680至前1475,205年间,无一为商历十二月乙丑至、朔同日者。
何按:1582年前,西历用儒略历纪年,冬至日,其他各节气之西历日期皆逐渐提前,至1582年用格里高利历后,冬至始在12月21、22或23日。夏历皆在子月。
综上,刘歆《三统历》所引《太甲》文,为其《三统历》以太甲元祀后九十五年进入甲申统而臆改。反观《书•伊训》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诅之成德,以训于王。”则无一不合。
“惟元祀”,不以王系年,合《书》之纪年法。
“十有二月乙丑”,非朔。只此即证明《书•太甲》为真《古文尚书》篇目。《三统历》所引非伪即妄。杜预以《三统历》最疏,的是。
“奉嗣王,祇见厥祖”这才至关重要,才合居摄之礼仪。祖崩,父前死,岂有嗣王继统而不露面?不拜谒祖宗?也显示伊尹忠于商,忠于成汤,忠于新王,不是篡夺者,而是新王太甲之真正辅弼。阎若璩为文,不时讥嘲前人,于《三统历》书新王嗣位不露一面则不置一词,不亦偏颇乎?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群后咸在,总己以听冢宰,方有着落。此当然为嗣王旨意。太甲不出场,岂非伊尹自己宣布居摄?与篡夺何异?
祠于先王,奉嗣王,伊尹才能持臣子之礼,尽辅弼之心,明言烈祖成德,以训于王。如刘歆所引《伊训》,“伊训”二字从何说起!
三统历以岁实:一回归年日数;与䇿朔:一朔望月日数作为基本常数而推定气、朔,甚或迁就其说。其基本常数不仅比今日所用之常数粗疏,且比四分历粗疏。
三统历定一个闰章为19年,即235月,经此一章,朔旦冬至复在同一天。这是想当然之说,实际子月朔旦与冬至,并不以十九年为同日周期,举例即可说明。公元1900年12月22日,即夏历庚子年戊子月己巳日冬至,为夏历十一月朔,是日至、朔同日。夏历己未年丙子月戊申朔为公元1919年12月22日,冬至则为1919年12月23日,至、朔不同日,再过19年,1938年12月22日至、朔同日,过19年丁酉年壬子月朔为丁卯日,即1957年12月21日,冬至为戊辰日,即12月22日,至、朔不同日。
从1900年回溯,1881、1862至、朔不同日,1843即甲申年丙子月己丑朔(公元12月20日),冬至则为辛卯(22)日,朔与至相差两日。1786年即丙午年辛未至、朔同日。回溯至1596年,至朔皆不同日,一般差二日,至1577年(西历用儒略历),至、朔已差至三日,即丁丑年壬子月癸丑朔(12月9日),丙辰(12月12日)冬至,至、朔有三日之差。回溯至361年,即辛酉年,此年至1900年恰为81章,即三统历之一统,此年庚子月甲午朔,初七冬至,至朔差六日,遑论至、朔在同日夜半!152年12月14日即壬辰年壬子月丁丑日朔,22日乙酉初九冬至,至朔相差八日。可见三统历粗疏,用其推定长程子月至、朔日期不可用。东汉章帝元和元(84)年,经188年而废。
三统历元首,定在汉武帝元封七年岁前仲冬甲子,据《汉书•律历志》称,当时曾实测得此日朔旦冬至,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太初元年为前104年,查万年历,此年为丁丑年,其壬子月朔为丁巳日22时,冬至则为戊辰02时,至朔相差几11日20时。当时测定冬至之法为用圭表测日影长度,尤其临时之测未免粗疏,故三统历之历元确定,与现代推测相差甚多,错判必然。其实,前124年汉武帝元朔5年丁巳年壬子月癸未日至、朔同日,冬至为5时27分,朔为19时2分,为距太初元年最近一次至、朔同日。回溯至前219、前238、前276、前314、前333、前352、前390、前428、前447、前542等年,子月至、朔皆同日。此后此系子月至、朔日差距逐渐加大,至前1036年,即乙巳年戊子月戊戌朔,辛丑冬至,至、朔相差三日。此年距现在人们所称武王伐商不过十年。故用其推定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同日不足信,乃刘歆圆《三统历》臆测。

阎谓:
郑康成注书序典宝引伊训曰: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今安国传亦无之。蓋伪作此篇者止见孟子有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二语,遂授之以为左验。

何按:
纸发明前,书籍皆以竹简、木牍、绢帛作为书写载体,既难得又携带不便,故前人引书,如孟墨等,意在说理,不在存史,往往凭记忆,或凭需要引用前典,同一史实,往往人引人殊,同一人引,不同时间、地点,亦有不同。
①郑引《伊训》为“载孚在亳”,孟引则为“朕载自亳”,即人引人殊之一例。郑引有“征是三朡”,孟无;孟引有“天诛造攻自牧宫”,郑无。以阎氏矛攻阎氏盾,据此三点,非郑引文伪,即孟引文伪,或二人所引《伊训》文皆伪。
②阎氏屡称壁书多得之十六篇建武之际逸,多得之十六篇即包含《伊训》篇。郑注《书序•典宝》已在建武百余年后,还能引《伊训》之文,说明《伊训》未逸。阎若璩之说自相矛盾。十六篇不仅未逸于建武间,郑玄能于桓、灵间引用其文,郑玄终身未仕,不可能进入秘府,故十六篇未逸,郑玄等士人也能读到,说明其流传于民间,不止藏于秘府。
③阎称“载孚在亳”,“征是三朡”,今安国传亦无之。阎不是读书不细,便是强词夺理。今《书•伊训》即有“朕哉自亳”。哉:始也,同才。《尔雅•释诂》:“哉,始也。《疏》哉者,古文作才。”《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声近,借爲哉始之哉。”《书•伊训》:“朕哉自亳。”意为朕(之大业)始自亳。载与哉通,亦有始义:《诗•豳风》:“春日载阳。”《孟子》:“汤始征,自葛载。”“载孚在亳”即始兴在亳。两语同义,何有二致?
孔颖达在《舜典》注疏中指郑玄:“又注《典宝》引《伊训》云‘载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遒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典》、《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
《书序•汤誓》曰:“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获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尚书•仲虺之诰》序曰:“汤归自夏,至于大坰。”孔安国传云:“自三朡而还。大坰。地名。”
郑氏《典宝》之注并《典宝》早已亡逸,阎氏所引实自孔颖达疏。孔颖达指郑之语,未必无据,如郑注《旅獒》称獒读豪,谓其为旅国之豪长。余曾引贾岱宗及傅玄赋,皆有西国贡大犬之说,贾为曹魏人,傅为曹魏及西晋人,其典皆出自《旅獒》,明明是犬,何得谓人?郑称《仲虺之诰》、《太甲》、《说命》诸篇亡。郑玄活动于东汉桓、灵间,直至建安五年,于晋室南渡尚有百有余年,其时此诸篇何曾亡?即阎氏亦称此諸篇亡于晋室南渡,并引《隋书•经籍志》为证。至于《汩典》、《典宝》诸篇,郑玄称其存,其存必在民间,但建安及魏晋间从无人再见此诸篇,今之清华简亦未拍得一篇,迄无人知此等篇内容若何,不亡云何?
“征是三朡”者意写《书序》“遂伐三朡”耳,或郑玄误记而写入《伊训》,或孔颖达误记而写郑引自《伊训》。
④《孟子•万章上》:“《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赵岐注:“牧宫,桀宫。”杨伯峻注引任启运《四书约旨》:“牧宫,汤祖庙。汤为牧伯,故祖庙称牧宫。”先秦诸子及十三经文字,除孟子,皆无牧宫一词,即《史记》亦无牧宫之录。赵岐释牧宫为桀宫,何据?任启运之释亦想当然,汤为牧伯故称其祖庙为牧宫,汤自称抑后人称?有何依据?姬昌、姬发,或周后人曾称其祖庙为牧宫乎?牧伯之称最早见于《汉书•朱博传》,牧伯牧守先秦无称用实例。“天诛造攻自牧宫”,造即始,分明是说攻自牧宫始,即伐夏自牧宫始。能释为自伐汤之祖庙始?汤伐夏战于鸣条,古今无异词。孟子之引,或因记忆有误,或后人传抄有误。《书》唯言天命,不言天诛,天诛为战国后人语,所谓天诛地灭,非夏、商言。
孔颖达疏《汤誓》引皇甫谧云:“《伊训》曰:‘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又曰:‘夏师败绩,乃伐三朡。’”“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正《书》语,与孟子所引异。说明皇甫谧亦见到《伊训》。
皇甫谧215至282年在世,其活动期主要在魏与晋太康间。此时离梅赜献书尚有三四十年。皇甫谧也与郑玄一样,从未入仕,更不可能进入秘府,可见自汉至晋,《尚书》古文篇目一直在民间流传,古文《尚书》何曾唯藏于秘府。
至于阎氏所称《论语》所说,孟,墨、荀等所引,见或不见于《伊训》而证《伊训》之伪者,仍基于“有罪推定”。如其引贾谊语:“有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此与刘备戒刘禅:“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不相类乎?能否据此推定贾谊此言为后人将刘备之言略加改造而伪造?不成名器!此等指责,何须细说,也无从说起。
《书•伊训》有“制官刑,儆于有位。”
阎谓:“观于周公,则禹刑汤刑之作,其必不出于禹汤可知矣,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抑又可知矣。”
何按:阎说未免武断。凡立国,必进行管理,必有刑赏,必有刑律之作,必须立法。铸于刑鼎,刊于册书,是为成文法,即使口头表述,出于君口,入于众耳,亦为律法,所谓天子一言而为天下法。《舜典》即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无论其成文否,皆为刑法制作,何曾临事而议?尧、舜乃国人心中盛世,治世,而非叔世季世,其刑法之制,昭昭在目。接下来之流、放、窜、殛,即此种刑律之施行。伊尹训嗣王制官刑,乃经国要务。法在平准,若无明刑,随在上者喜好,临事而断,因人而异,不免倚轻倚重,重时纤芥必究,轻时吞舟是漏,不仅民无所适从,官亦无所适从。故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
阎若璩此篇之文,不仅未为其证伪《古文尚书》增加一条证据,反而提供反证。其适得其反之谓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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