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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言论尺度
巴九公
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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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119
来自: 中国
巴九公北美枫文集
帖子发表于: 2015-09-07 05:55    发表主题: 中国古代的言论尺度 引用并回复

中国古代的言论尺度
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动物根本区别之一是人会说话,会用第二信号系统进行思维和交流。《春秋•谷梁传》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人之活动,大体而言,不外言行。对于士人,言不仅指口语,尤指著述。最早注意到言的重要,且进行过较为系统论述的是孔子。他说过两句传颂千古的话:“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一句话可谓经验之谈,至少对其门弟子宰我,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余改是。”人际交往,听言时多,见行时少,故听言易,见行难;言易行难,有时言也极难,规谏昏君,人称批龙鳞;抨击权奸,人称履虎尾,一言不慎,便遭杀身灭门之祸。
以言举人,所在多有。言之验也不验,非朝夕可见,用人之际,姑信其能。战国策士遍干诸侯,掉其长舌,说动人主,朝是布衣,夕为卿相,苏秦张仪之徒是也。以言举人,难免出错,赵孝成王用赵奢之子赵括统兵与秦战,括好言兵,人不能难,结果大败。赵之降卒四十余万被秦坑之长平(此事或有夸大,长平一地赵之降卒竟有四十余万,未战时当在六十万以上;秦之兵卒大体与之相当。长平一地能容一百二十万人)?数百年后。蜀汉丞相诸葛亮犯了同样错误,因信其言用马谡而失街亭,使伐魏大军无功而返。
不以人废言,古人做得比前条好。子产杀邓析,其竹刑照样流传。司马氏杀嵇康、阮籍、何晏等,并未焚其著述。也有例外,一是秦朝,一是清朝,清朝康雍干三世,大兴文字狱,庄铤珑戴名世汪景祺胡中藻吕留良等均因文字得罪,祸至灭门,被杀者成百累千。被焚典籍成千上万,因此诸案牵连流放边地为奴者,不可胜数。清廷兴文字狱,在其入关数十百年后。天下已牢牢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并非庄的《明史》戴的《南山集》真要动摇满清统治,而是要表现统治者的骄横,人为鱼肉己为刀俎的权威,是要掩盖其烧杀掳掠暴行,要臣民绝对服从。是一种奴隶主贵族心态表露。
清朝实际是奴隶制与封建制杂交而生的政治怪胎。清室诸王虽已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皇帝,骨子里仍把自己当建州奴隶主,满清朝堂,上下相对,不是君臣而是主奴。尤其满人之间,对上仍称主子,自称犹为奴才。这种主奴政治贯彻清朝始终,使得君臣上下关系更加不平等。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显。不是以主子自居,夜郎自大;便是以奴才自任,卑躬屈膝,甚么卖国勾当都可以干。这是奴隶主贵族思维定式。打了胜仗,掳掠到的一切,包括人,都是自己的财富和奴隶;打了败仗,自然自己就是胜利者的奴才,甚么都可以献给主子。慈禧说宁赠外寇,不与家奴,一语道破这种主奴政治主奴外交实质。说赠是撑面子,实则是献,是输;献媚邀宠,输忠纳款。家奴,四亿中国人都是奴,都是爱新觉罗一姓之奴,皇帝一人之奴。奴隶只能效死卖命,其它一切都休想。满清二百余年统治,既有封建制的虚伪狡诈,又有奴隶制的残酷暴虐。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也随政治关系主奴化。这种主奴社会,特别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文字狱就是以言废人,剥夺人天赋的语言权利。
  “不以言废人,不以人贵言。”可以看作是“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逆述语。这样两句话孔子未说,究其原因有二:当时未有以人贵言或以言废人之事,或以人贵言乃当时常例。远古时代在上者已很看重言。《书•尧典》:“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帝尧指责共工口头拥护,行事违背,表面恭敬(以下似有缺衍)。这恐怕是最早的责言记录。舜、禹等亦对谗言、巧言、后言(背后议论)、无稽之言表示厌恶,对言提出具体刑罚的当是《书•益稷》:“庶顽谗说……挞以记之,格者承之庸之,否则威之。”庶顽者,庶民中之冥顽不灵者。《庄子•渔父》:“好言人之恶谓之谗。”《荀子•修身》:“伤良曰谗。”好言人之恶,当然指好言元首股肱之恶,好言庶民之恶虽不必讨在上者之欢心,亦不致受挞刑。蔡沈注谓挞与扑同,而扑作教刑,不过是学校刑罚。若其改过,还要进之用之。否则,若其不改,则“威之”。威有镇慑意,或与畏同,即使其恐惧之意。用甚么方法威之,书不尽言。但未见诛、戮等语,谅不太苛。
古代对言发出的最大威胁来自商之盘庚。对于危言耸听浮言动众阻扰迁都于殷的“旧人”,盘庚用“先恶于民”,“自灾于身”,乃至以死相胁。迁殷终于成功。史家自此称商为殷,或殷商并称。是否将威胁付诸实施,史无可征,姑认为没有。
中古第一次因言(民间言论)而大开杀戒者,是周厉王止谤。史称:“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治言论罪,以言废人,可以认为自厉王始,其时约在前850年。其监谤之法,类似后世跟踪盯梢。但厉王的行为,还不是后世文字狱。厉王是暴君,是个别现象。
关于此,召公有一段精彩言论,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滞,伤人必多。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可见当时为政者,对民间言论,不是堵,而是导,是宣之使言。设置诸多人员,开通诸多渠道,使民尽其言,通其意,怨气得以宣泄,下情得以上达。所说者未必都是山呼之词,《诗经》之《硕鼠》《伐檀》必是列士所献。诗中语言,在上者听来未必悦耳,但并未捉人焚简,可见当时言论尺度很宽。幽王反其道而行,收到立竿见影后果,国人群起而攻,将他赶跑。
  主张对言路不壅不塞,对民言择善而从的政治家岂止召公?史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子产贤相,不毁乡校为善政。千余年后韩文公还作文称颂。然明建议采用的手段也甚缓和,不过毁乡校,砍树驱鸟,没有地方开会而已。至于三三两两途说道议,似乎并不干涉。
谤言者榜言也,尧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政有得失民得书之于榜木。当尧之时,或有其事。当时国家初创,原始公社风习尚存, 庶民得随时对国家举措发表意见。榜木为民众挂绳(上古结绳记事)或挂板、简之所;或直接在其上刻划文字,所谓书契是也。后世因其处所呈之物,如板简书契等,皆为言论,故去榜之木而加言旁,遂成谤木。因谤木所书多为批评文字,谤亦渐有贬义。谤木之设,后世亦有相信其事而效法者。《史记•文帝三年》上曰:“古者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有诏:“公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欲有横议,投谤木函。”汉文、梁武时期,言路已狭,谤木之设形同儿戏,不足与尧舜时相提并论。虽然如此,亦足见古代对言论立足于导而不是塞。
孔子强调慎言,不是怕招灾惹祸,而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反对夸夸其谈,主张言行一致,行而后言,行而不言。是从修身德行立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不说大话假话空话,不苟同不苟免不苟且,言必可行,实事求是,对己对社会负责。所谓“驷不及舌。”一言之失,追悔何及。孔子虽说过:“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考虑到文祸。然而尽管他危于桓魋,厄于陈蔡,进入无道之邦,依然讲学演礼,着书立说。孔子而后,异端蜂起,降及战国,百家争鸣。主张绝圣弃智,小国寡民者有之。骂三皇,毁五帝,否定一切权威者有之。提倡民贵君轻者,提倡为我,宣扬兼爱,崇尚刑名,看重法术,谈天言兵,说五行炼铅汞演稗官者亦有之。凡主一义善一行者,即可聚徒讲学,扬幡揭号,成派成家。不用怕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更无坐牢杀头之虞。杨朱为我,墨翟兼爱,孟轲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很是刻薄。但并没有人锁杨朱,拿墨翟。骂的当风吹过,你骂你的,我行我素,恶骂由你恶骂,学术我自为之。
岂止杨墨,孟夫子何曾是乖孩子?他当着国君的面,指责他们假仁假义,不仁不义,率兽吃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臣民可以揭竿而起“诛一夫。”“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不仅说的人要点胆量,听的人也要点“肚量”。约两千年后,朱元璋仍对此话耿耿于怀,硬把孟夫子赶出圣庙。后人读书至此,不禁为他捏把冷汗。而在当时,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听就是了,并不降罪加诛,还请住传舍吃大菜;要走,还给盘缠,来去自由。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称为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可从孔子创儒学算起,持续到荀况在世时,几两百年,以齐威王兴稷下之学后百年间,思想及学术活动最为活跃。
百家争鸣的出现并非偶然。自孔子私家办学,受教育面迅速扩大,民间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孔子创儒学,学术活动突破官方垄断,使得新学派、新人物的产生既有可能,又有需要;既有滋生土壤,又有活动天地。二则人口繁衍,生产力提高,有更多余钱剩米,为更多人脱离生产,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更主要是七雄忙于合纵连横争城掠地,那有闲心管你几个刻竹书帛、磨嘴皮子的先生争甚么吵甚么?谅你翻不了船。这两百余年可谓中国历史上言论尺度最宽大时期,至少在中原是如此。
这两百年,对于中国思想史而言,太重要了。天下未一统,权威未树立,人们几乎百无禁忌,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探索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道路,凡是人类关心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这些学说,从各个方面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比几乎同一时期产生的希腊学术思想更博大、深刻、丰富。当然有局限,例如对思辨术,几何学的研究,重视具体而微,忽视一般规律的探讨,忽视公理体系的建立,未能达到古希腊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乃中国学术史、也是世界学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页。
百家争鸣局面,先列国纷争结束而结束,从荀子著作大致可见到这方面信息。荀子屡称:“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君子之于言无厌。”(《荀子•非相》)但正是荀子发出“言有招祸也”的警告;其高弟韩非竟以《说难》名篇,首创“逆鳞”之说,揭出因言致身危者七。战战兢兢之态,散布字里行间,可见战国末年文网已密,言路已狭。荀、韩之言,无复孟、庄纵横恣肆也!韩非竟因文章作得好,对秦始皇的路,而被这位“千古一帝”杀了。爱之欲其死?《说难》遂成文谶。韩非大约是因文字惹杀身之祸的第一人。
此后两千余年,文网时疏时密,有时也相当宽松。例如唐朝玉溪生就写过:“何如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如果这还是批评前朝皇帝,则杜甫写:“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就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当今天子及当朝大臣。骂天子,骂天子家祖,都是犯上。杜公依然悲叹“艰难苦恨”,李生仍旧追思“昨夜星辰”,并无人找他们岔子。明代李贽,直呼至圣先师之名而兄之,大骂历代帝王,称其著述为《焚书》、《藏书》。他的书既未藏诸深山,也未化为灰蝶,七十年代火爆一时。总的说来文禁过多,因文罹罪,因言废人史不绝书。尤以明之洪武、清之康雍干三朝为甚。更可悲是那些言论并非都大逆不道。有人称颂朱元璋“作则垂宪”,则贼谐音,作则就是作贼,骂他是土匪,杀!有人称颂他“象乾法坤”,法坤就是髪髡,骂他剃过光头,当过和尚,杀!言辄得咎。朱元璋颇通文墨,如此作为意在提醒臣下,洪武爷的鼻子是伸得长长的,没有反味都能嗅出反味,何况真反。
因人贵言,文以人传的事,春秋时代是没有的。诸子百家,哪家出自帝王将相?后世慢慢多起来。如刘季“大风歌”,如果他还是强秤人家麻三斤的青皮,腰无半文而口称贺万钱的拆白党,开口唱;“大风吹啊白云飞,卖了棉袄买米归,安得柴禾把稀饭煨?”恐怕绝对传不下来。尽管皇帝“金口玉牙”,“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那不过是臣民的恭维话,当时虽然彩声四起,但言之无文,其行不远,过得几世几劫,人们便忘到九霄云外,所以文以人传的事毕竟不多。中国历史上大小帝王出过数百,有几个言论流传至今?乾隆号称写诗万首,如今谁记得他只言片语?唐太宗知道这个道理,懂得立功立言不如立德,何必在雕虫小技上与穷措大争一日之雄?有闲不如看破阵乐。所以大家恭维他是个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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