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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巴九公
秀才


注册时间: 2010-07-29
帖子: 111
来自: 中国
巴九公北美枫文集
帖子发表于: 2010-10-30 20:22    发表主题: 《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引用并回复

《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书经》或者《尙书》,是六经之一,为儒学重要典籍。秦始皇34年戊子(前213),下令焚书,先秦典籍,多化灰蝶。其中对《诗》《书》处置最为苛酷。秦亡后,百家典籍相继复出,唯《尙书》面世最晚,曲折最多,“命运”最为坎坷。晋东迁,有所谓《古文尙书》亡佚之事,复有梅赜(颐)献《书》之举;至南宋,吴棫、朱熹始疑其伪,元之吴澄、明之梅鷟继称其伪,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魏王肃之手,近世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伪造,《古文尙书》为伪书,几成定谳。近年众多学人力攻“伪”说,余亦以为“伪”说大谬不然。 
  史称秦博士济南人伏胜(字子贱),于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屋壁中,入汉后,搜求遗书,仅得二十九篇。伏以此二十九篇书教于齐鲁间。至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在位)时,始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学。伏生此时已九十余岁,目盲手颤,口音含混,《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书古文训旨•序》说伏生其时“老不能言,言不可晓也”,只能由其女通传口授。
其所著录,乃用汉隶写成,是为今文《尚书》;后存二十八篇,复得《泰誓》,又为二十九篇。
  伏生壁书,为古文?今文?当为古文。伏生⿑人,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始灭⿑,统一全国。此年始,秦王政始称始皇帝,伏生当于此年或稍后入秦,无论秦有无《尚书》,或用何种文字写成,伏生携入秦者,必是东土文字,即用蝌蚪古文写成之《书》,他只熟悉这种文字,即使入秦后从头学习秦文,也必带古文《书》,以便参照学习。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焚书,坑杀四百余诸生于咸阳,伏生当于是年逃回济南,此时焚书令已颁,挟书之律当已执行,带大量竹简逃回济南,一不方便,二冒风险,可以认为伏生未㩗带今文(小篆或秦隶)《书》回济南,其藏入壁者,当是入秦前留下之古文《书》。
晁错颖川人,听齐方言有困难,大概有十之二三听不懂,只“以其意属读而已”。“以其意属读”说明其所读当是东土文字,若为秦文隶、篆,晁错等直录伏生《书》可也,至少不会读也读不下去,所谓意,或者文意,或者会伏女口语之意。这样录出之文质量不会很高,所以未能列入学官。故伏生所传《书》与孔壁所出《书》,孔安国所献《书》均为东土虫书本,伏生齐人,齐鲁相距咫尺,故伏生本、孔壁本、安国所献本应是同一版本《尚书》,晁错用今文书写,故称今文《书》。
  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扩建宫室,在夹壁中发现多种典籍,《尙书》在其中,全用东土文字写成,是为《古文尙书》。
  从伏生学尚书者,还有汉之名人孔安国。安国为孔子后裔,以治《尙书》为汉武帝博士,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汉书•艺文志》载其献《古文尙书》事。
孔安国所献之《书》,或非孔壁原件,其内容则与孔壁出者一致。许慎《说文解字》祡字条:“祡:烧柴尞祭天也。虞书曰:‘至于岱宗,祡。’𥚨:古文祡,从隋省。”段注:“许自序称《书》孔氏,知《古文尙书》作祡,不从木作柴也。”《书》孔氏即孔安国所献《古文尙书》。段注又谓:“既称《古文尙书》作祡矣,何以言壁中作𥚨也?凡汉人云《古文尙书》,犹言古本《尙书》,以别于夏侯(胜,其子建)、欧阳(高)《尙书》。如祡字壁中简作𥚨,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𥚨即小篆祡字,改从小篆作祡是。”“孔氏《古文尚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
  有三㸃值得注意,一、许慎称《书》孔氏,则至迟在东汉许慎时,孔献古文《尙书》已经流行。二、“壁中简作𥚨,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𥚨为小篆祡字。”即孔安国能读蝌蚪古文,并以今文(汉隶)读,“翻写”了古文《尙书》,同时否定了“壁书”文字无人能识的说法。三、“孔氏古文《尙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段之说法很正确,壁书出世后,后儒必定用今文抄写,以广流传,因其原为蝌蚪文书写,故仍称《古文尙书》,后人言今、古,指其版本,非言字体。
  后世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亦指所研究经文之版本,不在于一用隶书,一用虫书书写。
从东汉许慎引用《古文尙书》字例看,以今文抄写之古《书》一定在学者中广为流传,后人(直至魏晋)所说之《尙书》或《古文尙书》,皆指用今文书写之壁书,或孔安国所献之书,因为壁书中既然包含今《书》中之所有篇目,且从无人指出古《书》中之今《书》篇目,与今《书》中文字上有何重大差异,文字确有差异,下面将会看到。前已论证,伏《书》与孔《书》均来自同一版本。东汉古文经学兴盛,无必要仍分今、古,至少古文经学家所称之《尙书》,就是古本尙书。
  东汉灵帝熹平四(176)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主持其事,由蔡邕书丹,刻《六经》文字于石碑,立洛阳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因其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刻,故称三体石经。所刻之《书》当是古《书》,史称《尙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于校记里,而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佚。此段记载可作这様觧读,一、古文《尙书》为经文主体。二、将欧阳与夏侯《书》差异处刻于校记,这种差异或与当年晁错抄写《尚书》以意属读有关。三、从“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看,所刻当是古文《尙书》,伏《书》不再单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书之源头问题,除伏生书,即晁错所录书,数传至欧阳等,看不到别的源头。
  史称碑初立之时,观瞻者,摩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摩写者必写《尙书》,据此推断,从熹平石经抄录古文《书》者,不下数千家,此数千古文《尙书》,必定流传民间。
曹魏齐王芳正始中,邯郸淳用古文、小篆、汉隶刻写经文,立于汉碑西,中有《尙书》,亦称三体石经;石经所刻古文一体,是用东汉末人们想象的蝌蚪文写成,不是先秦真正古文。但却反映了由汉及魏古文《尙书》面貌,熹平石经尙在,不过六七十年又新立石经,也许正是熹平石经犹有不足,例如,或许新刻《尚书》古文一体,将熹平石经欧阳、夏侯二书与古文经差异处完全删除。若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完全一样,实在没有必要再立,至少无必要在熹平石经之西侧更立正始石经。虽然三国分立,正始石经不及熹平石经传播广远,但在魏及后继晋境内,仍会广为流传。除两通石经,两汉以来,读、传、习、注古文《尙书》者不少,特别东汉以来,如卫宏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书》,并着有《尙书训旨》。贾逵习《古文尙书》,史称其一生所著经传训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许慎从贾逵受古学,其主要著述《说文觧字》包含古文《书》中许多资料,足见许深黯古文《书》。马融注《尙书》等典籍十余种。蔡邕等着《五经》传记,自着《尙书章句》等,虽未明说其为古文今文,但今文立三家之学,已有定本,何须再注?其《尙书章句》当是古文《书》章句。郑玄从张恭祖学《古文尙书》,从马融学古文经,遭党锢之祸,闭门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釆今文经学,遍注包括《尙书》在内之羣经,王肃注《尙书》等。这些著述,一定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去。
  到此为止,虽然古文《尙书》面世以来,最初因大多数人不识蝌蚪古文而被冷落,因巫蛊事未立学官,因王莽末天下大亂弃置不问,东汉末终算走出低谷,成为显学。
  学界习称: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至永嘉之乱亡佚。东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亦作頣)奏献汉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尙书》,比今文多二十五篇。唐孔颖达作疏,即今《十三经》中之《书经》。至宋,朱熹、吴棫始疑其为伪作,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于魏王肃之手,近代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为伪造。
  又有人以为“伪造”者为郑冲,《太平御覧》卷609引《尙书正义》:“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于私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梅赜奏上,始列于学官,此则古文也。”还有人认为《尙书》经过两次伪作:一次为王肃,一次为郑冲。陈梦家先生在其《古文尙书作者考》中又认为是东晋孔安国着。
  笔者以为:古文《尙书》亡佚不可信,伪造不可能。
  一、亡佚不可信:“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便大不可信。前已指出,正始石经于魏齐王芳时立于太学,石经中包括古文《尙书》,曹芳在位,已是魏之中晚期,终西晋之世,熹平、正始两石经未被毁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两通石经,百余年间朝夕立于斯,古《书》魏、晋时何曾只藏秘府?三国魏人王肃尙在为古文《书》作注,这些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包括前人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必大量留存民间,魏、晋间无挟书之禁,搜书之律,更无焚书之举,无论正史稗官,从未著录魏、晋有收缴古文《尙书》之事,且魏、晋收缴古《书》何为?既未收缴,亦未焚烧,何以只能秘府有之?“唯秘府有之”之论如何得出?作过全国暜查?民间古《书》都到哪里去了?永嘉之乱,晋氏东迁,秘府所藏书籍散失,絶不只古《书》,别的书既未因秘府藏书散失絶版,古《书》断无独失之理!如果说《古文尙书》专指蝌蚪古文所写之《书》,此说尙可成立,因为鲁恭王出壁《书》,孔安国献《书》,至此已四百余年,今文所写古《书》早已通行,蝌蚪文少有人能认识,民间乃至士夫,家中不再保存虫《书》,在情理中,但虫文古《书》散失,不等于《古文尙书》散失。
  以秦火之烈,秦令之严,秦法之酷,入汉之后,不断有人献书,单《古文尙书》,除鲁恭王献、还有孔安国献,河间献王献,河内女子献,杜林献。东汉而后,蔡侯纸广泛运用,汉隶书写比虫书更容易,汉晋以来读书人远比七国对峙时多,何以无一人献《古文尙书》?这只能说明民间所存之《古文尙书》,应当称为《尙书》,与“梅赜所献之书”,或许是虫书,内容完全一致。此节下面还要讨论。
  梅赜《晋书》无传,更不载其献书之事,其名仅见于《世说新语•方正》第五,是否史有其人,献书其事,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二、伪造不可能:清人丁晏着《尙书余论》,认为今之《古文尙书》为魏人王肃伪作。
  王肃(195--256),郯人,王朗子,字子雍,仕魏,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善贾逵、马融之学,称其为与郑玄争胜,作《圣证论》,专攻郑玄,并伪托孔安国《尙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以佐其说。王肃女为魏权臣司马昭之妇,其子司马炎为晋开国主。称其伪托孔安国为《尙书》作传,或可能;称其伪造《孔子家语》,可能;伪造《古文尙书》则絶不可能。
  第一、肃主要活动在建安时期及魏文帝、明帝两朝,古《书》至此已流通近四百年,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取得独尊地位;五经为儒学重要典籍,东汉末古文经学取得压倒性成功,古《书》尤为研究重㸃,且熹平石经尙在、正始石经也在其生前刊出,曹魏朝中,才士云集、建安七子,何晏、嵇、阮等,博学能文,王肃伪作,能瞒天下耳目?他应当知道张霸伪造古文《尙书》的故事,即使伪托孔氏作传,也会有人指证其非。除非预见到其外孙司马炎要当晋武帝,接着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后人大遭杀戮,接着晋室东迁,秘府所藏之古《书》散佚,其外重孙晋元帝司马睿要将其伪作立于学官。他的伪作才真该藏之秘府,否则,等待他的是贻笑天下。
  第二、何以只造古《书》?前已论及,古、今《书》早已合于一体,此外,《诗》《礼》《乐》《易》《春秋》都在可造之列,或局部或全书,如同其造《书》。
  第三、王肃伪造古文《尙书》何为?有人称其为攻郑玄及郑学。此說不通之甚,要反对郑氏学,只能就其著述发难,伪造古《书》,古《书》存时,自取其辱;古《书》不存,郑注古《书》也不存在,将无从比对而毫无意义,或者竟让孔冠作者之名,流传千古?
  第四、郑冲造或其它人造,都不可能。《晋书•列传第四十五》荀崧传称:元帝践祚,“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其时间虽不能确指,但大体可以划定一个时区,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汉烈宗(匈奴人)刘聪军攻破洛阳,俘怀帝司马炽,宫室被焚,四海南奔,秘府藏书当于是年被焚。史称:“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
  《晋书》称:“六年(312)春正月,帝在平阳。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壬子为二月初一,癸丑初二,上尚书三字何觧?若是官称,司马睿即后来之东晋元帝,当时以建业(今南京)一带为根据地,不是京官,如何能作尚书,且上字分明是睿上,而非炽所封,炽时为臣虏,如何能封睿官?故睿之所上,当是《尚书》,何以在兵荒马乱时上《尚书》,史书未说明,或者司马睿借上《尚书》向怀帝表示尽臣子之忠,履臣子之职,怀帝虽是刘聪俘虏,晋室并未另立新君,仍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也许还有以《尚书》励志,明君臣之义,倡士夫之节,望怀帝勿忘帝王之尊。且除了上书,还能上别的什么?这与本文讨论者无关。
  注意,怀帝虽被俘,天下仍用怀帝之永嘉年号,所上之书绝非梅赜所献,因为梅在元帝时“方献伪书”。郑冲为魏晋两朝大员,尤其助司马炎受魏禅有功,晋位公爵,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辞世,如何来得及伪造?
  这条事实说明,至少在南都建业,还有《尚书》存在,且绝非孤本,至少司马睿要留底本。所上之《书》定为古文(古本)《书》,前已论及,至迟在正始年间,伏生书已不再单刊,因此所谓“唯藏于秘府”,实在是不经之语。
元帝睿于丁丑(317)年三月,在建康即帝位,建元建武。若于是年立学官,则《古文尚书》早已存在,不劳梅赜上献。郑冲要造伪书,必定在311年,确知古《书》已佚之后,在317年立学官前。五六年时间内造出一本伪《古文尚书》,诚非易事,要瞒天下人耳目,更非易事,何况,郑冲已于公元274年辞世,如何造书?造书何为?
  陈梦家认为古《书》出东晋孔安国之手,更加没有根据。征之《晋书•列传四十八》,安国为孔瑜少子,史称其小诸兄三十余岁,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408)卒,赠左光禄大夫。
  东晋孝武、安帝两朝,已是东晋末叶,风雨飘摇,兵荒马乱,义熙间刘裕已经兴起,并积极准备篡晋,孔安国身居高位,常在军旅,军政之不暇,焉有时间从事艺文?晋书不载其有任何文事。下面将会看到,元帝时《古文尚书》孔氏已立学官,孔安国造书何为?
  建业因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王导初至建康,听人多作洛阳音,说明东晋初,不少洛阳人到了建康,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读书人、学者,应当读过古文《尚书》,不少人,包括朝中大臣,例如刚才提到的荀崧,应当读过《正始石经》中的古文书,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是小事,如果他看到的古文《尚书》与他看到的正始石经有很大差别,几十篇文章不同的差别,当能发觉,别的有同样经历的人,同样能发觉,因为他们离开洛阳不过五六年,最多十来年,当年读书的方法是将书读得倒背如流,不至于几十篇书不同都感觉不到。仍然是荀崧事,史称:“元帝践阼,(荀崧)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注意简省二字,所谓简省即精简原有机构,节省人力财力。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后元帝批复,准置博士十八人。
  从这段文字,可得出如下结论:
  1、《尚书》郑氏,郑擅古文经学,曾注古文《尚书》,杜林漆《书》;杜书为古文,篇目与今文同,杜《书》篇目与今《书》篇目如此吻合,窃以为,杜漆书或即伏生《书》之古文摩写本。《古文尚书》孔氏与《尚书》郑氏并称,可以作两种觧读,第一、《尚书》郑氏为壁书,非孔安国所献,当然也无孔传,但包含杜林漆书内容,其注释间采今文三家说。第二、为杜林漆书,此似不可能。不管那一个版本,已非今文《尚书》,再次证明今文《尚书》东汉末已不传,魏、晋时不单独立于学官,卽魏晋人不习今文《尚书》。这就派生出一个问题,如果魏晋时古文《尚书》,无论是壁书、孔书、河间书、河内书、杜林书都只藏于秘府,伏生书已不传,则自魏黄初(220)至西晋建兴末(317),近百年间,学者再也无人读《尚书》,可能吗?
  2、《周易》王氏,此王氏当是王弼,而于其先人王肃之学,未立一于学官,可见晋室不以亲疏判别学术优劣取去,实在难得。
  3、“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咸宁、太康为武帝司马炎早期年号,永嘉为怀帝炽年号,即从武帝到怀帝,西晋灭亡前一个皇帝,上列人等都领国子博士,应当认为,这些人虽不必为大德硕学,至少对儒家经典多所涉猎,应当读过古文《书》。
  4、“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犹须注意“祖述前典”,前典云何?至少有两方面意蕴:第一:一般性的建制:经始明堂,营建辟雍等都是;第二、学术上的措置,具体有:“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可注意者是石经古文,此石经当然指立于洛阳太学外的熹平及正始石经,特别提到古文,魏晋间所说古文自是古文经学,其所提到之贾、马等可以说全为古文经学家,其中章句传注众家之学,虽不必全指古文经学众家之学,却绝对包含古文经学众家之学,所提到之《古文尚书》孔,孔当指孔安国,立于学官必有师说,其《书》必是孔传古文《书》,这是在祖述前典,即西晋之典,非所新创,更不是几千几百年前旧制。
  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战火纷飞,东晋草创之初,继前典之乏力,不可能新设,事实也是如此。荀崧有曰:“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简省下来,犹设《古文尚书》孔学博士,其必为西晋旧典无疑,旧典立之不全,遑论新设?
  西晋到东晋,永嘉到建武不过数年时间,纵令秘府典籍亡失殆尽,记忆是不会立即磨灭的。何况熹平、正始石经尚在,要取得准确经文,完全可以派人潜入洛阳,或摩拓碑文,或民间收购。当时洛阳虽为刘聪、石勒势力所控制,并无明确国界,平民少量往来,当不受限制。 
  荀崧两晋重臣,元帝倚重,元帝薨,羣臣议庙号,崧不畏得罪权臣王敦,不辞失去司空高位,坚持已见,终得上司马睿中宗庙号,致开罪王敦,见其骨鲠。史称其“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可见崧博学羣经,通晓典章,非泛泛之辈。崧“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晋成帝衍咸和三年为公元329年,317年元帝睿建元建武,始为东晋,荀崧在西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其所言前典,当是亲见,而非传闻。故晋书此段叙述,应是当年实典,而非空言比附。至此可以结论:孔传、郑注古文《尚书》自西晋咸宁年始,已立学官,设有博士,所谓魏晋间古文《尚书》“唯藏于秘府”,因晋室东迁而佚亡,便是弥天大谎!阎若璩等所谓今传《尚书》为伪书说之前提不成立,不攻而自破,何须跟着他去玩章句疏证游戏?
  师承关系,无须深究,两汉间,因书籍缺乏,学者稀少,故师承关系,脉络分明,魏晋以降,蔡侯纸大量应用,记得洛阳纸的典故?石经已立,拓片盛行,书籍得来较前容易,读书人越多,授业之师自然更多,师承关系更趋复杂也更见淡化,陶潜受业于谁?业师对其有何影响?
  朱熹等以结屈聱牙为气格高古,文从字顺为气格卑弱而怀疑《尚书》某些篇章为伪作,实在偏颇,唐宋八大家之韩栁,柳文有些篇章不免简涩,韩文有些篇章则滔滔不绝,汪洋恣肆,用其比较,莫非韩为唐人,柳为商周人?同一人之文,亦有简涩流畅之别,莫非涩者为真,畅者为伪?不成名器。
  六经以外之书或可伪造,六经絶不能伪造,因为它流传太广太久,地位太神圣,如同欧人伪造《圣经》,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过去典籍全凭人工书冩,有时一人读,一人录,兼以书写工具简拙,通假字、错别字所在多有,多抄几字,少写几字,把批注抄到正文上去,都有可能,也不排出有整理者,根据自己学识、见觧、兴趣、需要,擅加改动。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雕板印刷使用前所立种种石经,都在做统一版本,校刊文字工作,即使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即使今日,版本问题也非一劳永逸地觧决了。所以一篇之中,即使出现几个不该出现之字,不能据此否定其篇;一书之中,更不能以某篇有不该出现之字句而否定其书。
  结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阎若璩等之论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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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疏证》四
阎文第五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际亡。当建武以前,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其篇固具在也,故刘向著别录云,尚书五十八篇,班固志艺文尚书五十七篇,则可见矣。刘歆著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辞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戍(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质之今安国传迥异。无论此篇已亡而复出,相距三百年,中间儒者如班固,郑康臣皆未之见,而直至梅赜始得而献之,可疑之甚。即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纣。是岁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谓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粤六日庚戍(戌),是为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是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是为二十七日,乃以属国祀馘于周庙。皆刘歆占之于象纬,验之于时令,考之于经传,无不脗合,而后著其说如此。班固所谓推法最密者也。今后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为王至于丰,其说既无所本;以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又与其事相乖。且尤可议者,古人之书时记事,有一定之体,召诰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则为戊申,顾命篇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则为癸酉,所谓越三日七日者,皆从前至今为三日七日耳,非离其日而数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庙矣,越三日柴望则为已酉,岂庚戍(戌)乎?甲子之不详,而可以记事乎?夫一古文也,刘歆见于三百年前,信而有征如此,梅赜献之于三百年后,伪而无稽如此,学者将从远而可信者乎,而从近而不足信者乎?
按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度于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纣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闰二月庚寅朔,此刘歆三统历载之最悉者。今安国传于时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纣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颖达又从而传之曰:二月四日者,以历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杀纣,果尔,则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与己丑大寒中不得在闰之前一日矣,推历者固如是乎?杜元凯注左传,先修长历,据以正经传甲子之误。司马公编通鉴亦用刘义叟长历为之据。古大儒著书莫不精明历理如此,此岂可为浅见寡闻者道哉?
又按:周书世俘解亦谓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戍,武王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越五日乃以庶祀馘于周庙,与武成篇合,独谓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征伐商,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则大可议也。武王一月实为辛卯朔,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故伶州鸠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戊午师渡孟津,明日乙未晦冬至,晨星在须女,伏天鼋之首,故伶州鸠曰:星在天鼋,此验之于天文无不合者。以辛卯朔推之,则一月旁生魄当为丁未,若翼日当为戊申,岂丙辰丁巳乎,即以丙辰丁巳论,当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师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师初发,至此月戊午,三十一日而后度孟津,又五日癸亥至牧野,甲子商王纣死,此验之地理无不合者,今以武王为二十七日始发,是明日戊午即度孟津,明日甲子即诛商王纣,岂西师竟飞渡耶?甚矣,作伪者之愚而且妄也。周书本不足辩,特恐世之学者不知三统历所引为真古文,而或以为出周书,余故具论之如此云。
又按:三统历引武成篇,见汉律历志,班固分为三截,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为一截,粤若来二月既死霸为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霸为一截。各以他语间隔之,伪作古文者似止瞥见第一截援入今武成,而第二第三截竟尔遗阙,颜师古注误以为皆今文尚书之辞,惟孔颖达指为逸书。诚是。但谓是焚书之后有人伪为者,亦大謬。
又按:朱子尝疑汉志庚戍(戌)燎于周庙,庚乃刚日,而宗庙内事非所宜用,不如经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仅六日间耳,三举大祭,数烦不敬,不知刘歆何所据而云尔。余谓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曲礼文也。果可为周一代之定制乎?果为定制,则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何解?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义文也,不过谓春禘秋尝,各有定期,不得烦黷,非为初得天下,事多创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尔,则召诰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谓类帝宜社诸祭,要亦不过数日间即徧及,岂得拘祭不欲数,遂旷日持久,坐失兵机耶,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庙者,欲合柔日,改庚戍(戌)柴望不似汉志庚戌辛亥连日者,避祭不欲数之文(义?此字不清)也,然则其用心亦綦密矣哉。
又按:朱子又疑燎非宗庙之礼,此或见周礼大宗伯职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风)师雨师,而人鬼之礼只有六享,不闻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阍人掌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烛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庙,朱子亦偶忘失,以此知博考之难。


阎谓: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际亡。当建武以前,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其篇固具在也,故刘向著别录云,尚书五十八篇,班固志艺文尚书五十七篇,则可见矣。
何按:
⑴《武成》篇既建武之际亡,阎称贾、马、郑尚在为十六篇作注,按阎氏所分,《武成》在十六篇中,可见《武成》篇亡与郑等为十六篇作注,有一必伪。建武(25—56)为东汉开国主刘秀年号,郑生时距建武末已逾七十年。若《武成》亡,郑不可能为十六篇作注,若郑为十六篇作注,则《武成》未亡,阎说自相矛盾。
⑵郑玄称《武成》亡(见《评三》),则其余五十七篇必在,否则,何以判定惟《武成》亡?可见至建安初郑玄犹见到《古文尚书》,除《武成》,其余五十七篇固在,不能排除同时或稍后者可能看到五十七篇《古文尚书》,如蜀之谯周,吴之韦昭。《古文尚书》魏晋间唯藏之秘府说不攻自破。
⑶阎称《古文尚书》亡于晋室东迁,并未排除《武成》亦亡于斯役,《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亦未排除《武成》。郑所谓《武成》亡极可能是民间亡,或郑所据《武成》亡,中秘之《书》未亡,若然,则郑康成之论不确,因其并未看到中秘之《古文尚书》。实际上今、古文《尚书》随晋室东迁亡便是一大谣传,或者径直说是一大谎言,举一个例子即可证明:郑玄所注《尚书》唐时犹在,无论其为今文或古文,人们都认其为真《尚书》,《尚书》何曾随晋室东迁而灰飞烟灭?即班《志》,亦仅指《尚书》五十七篇,有篇亡否或何篇亡未明示;郑玄不可能作普查,其谓“亡”只说明他未见到,不能断定《武成》必亡。


阎谓:
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辞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戍(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质之今安国传迥异。
何按:
今录《尚书•武成》相关文字:“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阎称“质之今安国传迥异。”实乃夸诞之词。
⑴刘引“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与今《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除“魄”“霸”用字不同,但“魄”“霸”同读,此处同义,刘与孔第一句全同。
⑵刘引:“若翌日癸巳”与《武成》:“越翼日癸巳”,若有乃意,乃为接续词,义为紧接。越即踰,越过。翌翼形异,于此音义皆同。句意全同。除“若”与“越”有些微差别,字音、义亦全同。何来迥异?
⑶刘引“武王廼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两句虽义同,追述与直录则立见。查《周书》,无一以王生时以谥称王。《周书》来自国家档案,为史官即录,类后世帝王实录。王尚在,何得称谥?武王尚步行自周,于征伐商,何得上谥?此直击与追述,引语与原文之最大差别。凡直录绝不称王谥,凡称谥绝非直录。此简单常识,亦鉴别直录与追述之最简单,最有效方法。如果说虞夏商之文,至少虞夏之文,扬子称其浑浑,多后人追述前史,则《周书》(《逸周书》除外)全是周室存档史料直接编篡。刘引“武王廼朝步自周”证明刘非直录《周书•武成》,“武王”之“武”,显为后人追述前史所加;加“廼”更赘。《尚书•周书》叙此类事,绝无加乃者:《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本篇“王朝步自周”,《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康王之诰》:“王出在应门之内” ,《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等,何“乃”字之可加?“王朝步自周”真史家笔墨。
⑷刘引:“于征伐纣。”《武成》:“于征伐商”。商与纣,字虽不同,一指人,一指国,义归一揆,都是灭商。征之《周书》及《诗经》,皆用伐商、克商、剪商。代表邦国,用商远比用纣为多。除本篇“伐商”,《旅獒》用“惟克商”,《金縢》用“既克商”,《诗•大明》:“燮伐大商”、“肆伐大商”,《诗•閟宫》“实始剪商”,皆无伐纣,克纣之语。后世史传及经文注疏说部等始用之。见得刘必非直录《尚书•武成》,而阑入注疏及后人史传之说及想当然之笔。“咸刘商王纣”更不可能出自《周书》。今《武成》之文更合于周《书》书例。
古人引书,不似后代,由于当时书籍少,且竹简、木牍携带不便,引述多凭记忆,字之增损,句之增减,前后错杂,带有一定主观性。同一事件,或同一话语,不同人,或同一人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下引用,多有差异,余在讨论清华简时已引数例,兹不赘。
⑸阎氏引《汉书》,非直录原文,而是有取有舍。此段原文如下:
《汉书•律历志》:“《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序》曰:‘一月戊午,师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是岁也,闰数余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阎所引82字,实拼接班《志》此段而成,班《志》此段文字,亦拼接而成,非直录《武成》某段。如此拼接之文,用来与《武成》成段之文相比,差异必然。
⑹《律历志》引文所述时间及过程,《武成》篇亦有,引于下:
《武成》:“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律历志之目的,在借武王伐商,计其日月时辰,《武成》则在叙伐商经过。除文字上小有差别,战争之时间、地点、过程、胜败完全一致,何迥异之可言?“咸刘商王纣”乃《逸周书•世俘解》语。“咸刘商王纣”一语,绝不会写入《周书》。周、商虽为敌国,但姬发毕竟当过西伯,曾为纣臣下,纣死于自焚,非战死沙场,或被擒枭首,书“咸刘商王纣”与事实不符,且难免以臣弑君之议,故避不书,如汤胜桀,只称放桀南巢,不书“咸刘桀”。此种事后世亦有,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自焚,未必不是朱棣玩的把戏,杀姪,弑君,篡夺其位,总不是好听的话,故乘乱命人潜入宫中,杀人放火,把自焚之名加于建文帝头上,做出朱允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假象,散布允炇逃逸之流言,还要四处寻访,做得是模是样,悬疑至今,数百年来人皆入其彀中,朱棣亦善谋者。


阎谓
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纣。是岁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谓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粤六日庚戍(戌),是为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是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是为二十七日,乃以属国祀馘于周庙。皆刘歆占之于象纬,验之于时令,考之于经传,无不脗合……。今后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为王至于丰,其说既无所本;以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又与其事相乖。且尤可议者,古人之书时记事,有一定之体,召诰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则为戊申,顾命篇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则为癸酉,所谓越三日七日者,皆从前至今为三日七日耳,非离其日而数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庙矣,越三日柴望则为已酉,岂庚戍(戌)乎?
何按
今先录《书•武成》相关段落,以便参考。《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籩。越三日柴望,大告武成。”
⑴阎以“四月哉生明为王至于丰”其说无所本,出于阎之“有罪推定”,阎以《武成》伪为前提,故凡《武成》之文,皆无所本,又以刘歆八十二字为真《武成》文,八十二字所无则无所本。除此先入之见,此句未尝不在情理之中,哉生明者,月始生光初三也。二月甲子克商,克商乃周数代营谋之事,非同小可,诸多事务须要料理,如“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都是费时耗力之事,非朝夕可就。故四月初始由商返周至丰,才能有告庙,望祭,大告武成等动作。不返周至丰,何处大告武成?需要即所本,即根据。以八十二字立论,前已论证,八十二字非完整连续录自刘歆所称《武成》,即阎氏亦称其为三截,故其文不排除“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其实,此十三字即八十二字之“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之根据,王不来自商,不至于丰,还在外地滔滔不归,如何能“燎于周庙”?
前癸巳王步自周,于征伐商,不是一般地去与来,关系到谁胜谁败,谁存谁亡,谁兴谁灭之大事。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王成大事而归,有此交割,方有下文。
⑵按《律历志》四月己丑朔,丁未为十九,越三(四)日庚戌,皆在四月内。灭商为周室数代营谋,最终取得天下,成千年一遇之大事,自当要祭告天地神灵,大肆庆祝。丁未祀于周庙,先内后外,理当如此,邦甸侯卫俊奔走,执豆籩,兴高采烈之状情见乎词。越三(四)日二十二,柴燎望祭天地山川,大告武成。
反观刘歆所引,至少有两大问题。
㈠如朱熹所说,祭数。二十二日燎于周庙。二十三日祀于天位,二十七日祀馘于周庙。六日之内,三行祭祀,两祭于周庙,焉得谓不数?阎以“初得天下,事多创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并以:“《召诰》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为例。
此乃两码事。《召告》丁巳用牲于郊,告祭天地神灵,新邑已成,祈神庇庥。二日社于新邑,宣布开张大吉。这两件事必须连续做,如果来得及,最好一天内搞定,岂有拜了菩萨求生意兴隆,等到十天半月后始开张营业?燎于周庙,祀馘于周庙,查遍诸《礼》,无一称其犯冲,何以不能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六日之内,两祀周庙,不亦太数乎?《书•武成》:“丁未祀于周庙”得之。
㈡兴周灭商,乃周数代营谋之大事,今得成功,望祭山川天神地祇,告其成功,祈天神庇佑,山川安堵,乃所必务,帝王驭極之后,亦常行郊社之礼,即以阎氏所引《召诰》,周公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洛邑一座新城之成,用郊,刘引《武成》武王开国诸祭,一新朝之立,何以不柴望?此成礼乎?
⑶查两种万年历,一月辛卯朔者,上下三十年间,惟公元前1045年12月7日为周历丙申年一月初一辛卯。冬至日为前1045年12月30日(丙申年一月甲寅日),一月大。丙申年二月小,辛酉朔(前1044年1月6日),甲子日为初四(前1044年1月9日)。若武成可信,则前1044年1月9日武王克商,开八百年周天下。丙申年三月大,庚寅(前1044年2月4日)朔。丁酉年四月大,庚申朔(前1044年3月6日)。何按:此处年之甲子数按夏正排列,夏历建寅,周历建子,故此年有丙申、丁酉两个甲子纪年。
周置闰是于十二月后加一月,即十三月,或称闰十三月,秦建亥,若有闰月则皆闰九月。汉在武帝太初前承秦制,亦建亥,闰九月,太初始择月设闰。刘歆、阎若璩以太初历况周初历法,是不正确的,周初无闰二月之说。故四月非已丑朔,而是庚申朔。为前1044年3月6日,庚申至丁未,已是四十八日,四月大,则丁未日为丁酉年五月十八(前1044年4月22)。庚戌则为丁酉年五月二十一(前1044年4月二十五)日,皆超出四月,可见,此文用了太初历置闰法,将五月改成四月。此点今《武成》与刘歆之说法一致,皆为四月。见得孔安国在献上其传时,按太初历做了改动。当然,从克商到班师,确实需要较长时间。从一月癸巳出发,至戊午,经二十六日始渡孟津,至癸未夜经三十一日始陈于商郊牧野,这是在兵贵神速驱动下。即使甲子日打完仗就往回走,回到周地用相等时间,也会到四月初始返回周京,因此闰一个二月,四月哉生明初三王回到丰才是可能的。
阎以“己酉”与“庚戌”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明显为书写错误,或后人抄写错误,能伪作一本《尚书》,瞒天下人千余年,这点知识之不备,焉能动笔?阎不于刘歆书“武王乃朝步自周”,不于周初不闰二月等处作文章,而于此小处做文章,真小题大做者矣!
⑷阎于按语中说:“今安国传于时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纣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颖达又从而传之曰:‘二月四日者,以历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杀纣,果尔,则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与己丑大寒中不得在闰之前一日矣,推历者固如是乎?”
何按:阎氏所引“甲子昧爽”,出自《牧誓》。经曰:“甲子昧爽”,《孔传》曰:“是克纣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颖达《疏》曰:“克纣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历推而知之也。”
“二月辛酉朔,甲子杀纣。”见于本篇孔颖达《疏》。
据万年历,丙申年冬至不在周正月二十九已未(前1044年1月4)日,而在正月二十四甲寅(前1045年12月30日,且前1100年到于今,冬至无出12月31日者),正月大,晦日为三十日庚申(前1044年1月5日),二月小,朔日辛酉(前1044年1月6日),大寒在二月二十四甲申日(前1044年1月29日),皆与《孔传》与颖达《疏》合,而与与刘歆说有差,故孔安国与孔颖达之结论正确,阎若璩据错误论据作出错误之结论,不可取。
闰月好改,本年丁酉即有十三月,据太初历改闰二月可。但朔、月之大小,甲子不能改。以今日之科学根据与手段所造之万年历,较之2000余年前之太初历,或刘歆三统历,可靠性更高。窃以为孔安国不是按历推,而是按孔壁所出资料定“克纣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惜乎此资料可能为零简断牍,未能流传。即此即可证明,孔传之《尚书》为真《古文尚书》,今流行之孔传为真孔传。则武王克商在丙申年二月四日甲子日,即前1044年1月9日,可以定论矣。
然则,《武成》篇真耶伪耶?答曰《武成》篇真,刘歆有关《武成》之八十二字,有录自《武成》文字,亦有其添加之词,引自他书之词及想当然之笔。刘歆目的不在录史,而在引史为例说明其三统历。
《武成》篇前人也有一些疑问,蔡沈作《书经集传》,即按孔颖达说作了调整。窃以为,现《武成》篇就是原文,当然小有改动,如上说将五月改为四月,中间加了一个闰二月。以合当时太初历,为孔安国作传时改。至于蔡沈之《考定武成》,则对《武成》文字顺序作了较大改动。殊无必要。
1、《武成》篇不是叙述战争,而是大告武成,向全国,向海内宣示伐商成功,戎商已灭,天下皆置于周权力之下,全篇重点在告,《武成》为诰体,不必像《逸周书•世俘解》对战争说得那样详细。
2、本篇可分为三段:一段叙述武王自领军出征到凯旋归周,有去有回,并大告武成,马归南山,牛放桃林,示天下弗服,兵戈不再,太平已届,与民更始。第二段则追述周室图商及伐商成功经过。第三段则简述周治国施政原则。
①第一段
⑴前已说明,伐商乃大事,有始有终,有出征,有凯旋,方能圆满,须有告归一节。至丰之后,诸多事务要处理,如安顿部伍,清理甲杖,归马放牛,厘订规制,论功行赏,抚恤伤殁等等,更重要的是向周民,海内之民,宣布戎商已灭,周正已立,烽火已经歇灭,太平已经降临,稳定人心,各安生业,恢复正常生活。故至十八日丁未始祭告周庙。
⑵今《书》丁未祀于周庙既是告庙,也是百官、近臣、宗族欢庆伐商成功,其热烈程度文中已有叙述,所谓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籩是也。
⑶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望祭告天地,祈天神地祇庇祐周室国运亨通,昭告周已代商,四方诸侯必须受周节制,听周号令。刘歆所引,缺此此柴望一节,足证其未照《书》录《武成》。柴望之地,必在郊野,利于柴燎,望祭山川,更利于聚集人众,不仅贵冑官绅,也包括百姓庶民,外邦使节,故祭天地山川不仅开国大典所必须,也是宣告武成之要地。
②第二段
所谓记言记事,本篇为诰休,当以告为主,以记言为主,告武成为主,故重点在第二段,告诉伐商致胜经过。
⑴《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即召集各路诸侯大会,并命其受命于周,以示周之权力覆盖四海,一统于周天子陛下。关于“既生魄”,有两种解释,一为望日以后之第一日。是月望为十五日甲辰(前1044年4月19日),既生魄即十六日,或云望后至晦,均可谓既生魄。两种说法均可取,于此无关紧要。
⑵此段以王若曰始,第一节述周建邦启土,及图商经过。第二节述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历数商王纣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之无道,有必伐之罪。此处有道,历来多释为武王发自称有道,亦通。此处道当作导,即有贤人引导,其下“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乱略”,即说明其有贤人之助,保证伐商成功。
第三节叙述得道多助,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黄。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既受天命,也从人愿。
第四节则述战争经过及克商后一改纣之恶政,而行周之善政。
③第三段简言施政纲领,及欲达之理想境界。所谓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生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全文言简意赅,思虑周详,无有缺失,无有滞碍,以王若曰向全国宣示,的是原文。其诰既是告庶邦冢君百工,亦是布告天下百姓。
郑康成一句:“《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遂令后世疑神疑鬼,尤其为阎若璩所获,做出一篇大文章。做学问者慎言,何其必要乃尔。郑康成本说《武成》逸书亡,而未称《尚书•武成》亡,读书者亦当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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