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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美国《中外论坛》:黑暗的记忆与光明的期待
川沙
童生


注册时间: 2009-01-05
帖子: 32
来自: TORONTO
川沙北美枫文集
帖子发表于: 2010-02-16 18:30    发表主题: 原载美国《中外论坛》:黑暗的记忆与光明的期待 引用并回复

黑暗的记忆与光明的期待
——川沙长篇小说《阳光》中的自审式沉思及其意义
原载美国《中外论坛》(East West Forum)双月刊杂志
2005年第6期及2006年第1期
李咏吟

作者简介:李咏吟,哲学博士(杭州大学,1998),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浙江大学古典学与早期基督教研究所所长。学术领域为“诗学与解释学”,著有《生命的智慧:张承志的话语世界》(沈阳,1999),《走向比较美学》(合肥,2000),《诗学解释学》(上海,2003),《创作解释学》(桂林,2004),《解释与真理》(上海,2004),《生生之德:审美与道德的本源》(上海,2006,将出)。在《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目前主要致力于浪漫派诗歌与诗学思想的研究。


一、苦难记忆与诗情表达的意义
《阳光》无疑是一部值得思考的重要作品,事实上,它本身包含的复杂性经验与思想,不仅能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乃至百年中国历史苦难的重新反省,而且也拷问着我们对民族苦难的责任承担。从各种方式追问民族苦难的根源,正视民族苦难的真实境遇,探究民族苦难的超越之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我试图以这样的“基本预设”来理解作家的意图。自然,关于作家意图的接近,我们可以通过作家的“清醒口述”(沙龙谈话)和“创作自述”(小说后记)获得理解。创作永远是“作家的个人性诗情表达”,作为解释者,我对作家意图的接近,一方面可以倾听作者口述或自述,另方面则必须依托自己的“亲历性阅读”,因为作者的意图更真实地潜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理解了作者的意图,就能清醒地把握作者的长篇小说所构造的心灵历史世界及其意义。从文体意义上说,长篇小说以其恢弘的气度与篇幅,最能自由重构作家的“生活想象世界”,对于严肃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的创作,意味着他/她的生命历史与意志的话语确证。正是基于严肃的态度,我反复体察川沙在《阳光》(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中所构造的心灵历史,企图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进行合法性解释。
进入作品,就会发现,作家的具体意图是明显的,他试图通过对“秦田”个人命运与心理历史的把握,重新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后果及悲剧性根源,当然,他不只是为了正视这一问题,还想借此反省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迷途或如何走出迷途,寻找中国人生命选择的精神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巨大矛盾。据作者自述,在他原拟的三部曲中,给予这一作品的命名是《原罪》,显然,这个题目比《阳光》更显基督教意味,不过,从写作的“文本事实”而言,《阳光》这一命名自然更具敞开性。作者直面的是“原罪”,但在内心深处却渴望着“阳光”,在我看来,这一意图富有特别的创作价值。这促发我们思考:如何探究文化大革命的个体性悲剧与民族性悲剧?从理论上说,对“文化大革命”寻求普遍意义上的深刻理解虽然是可能的,但毕竟显得抽象。对于作家来说,他首先不会考虑普遍性问题,他永远只能“从个人出发”或“从历史具体性出发”,也就是说,他只能通过个体性悲剧来探究民族性悲剧。也许他可以从“个人性”上升到“普遍性”,但关注个人性才是他的根本目的。因为文学不是哲学,它不要进行普遍性说明或证明,而是要基于个体的历史命运,唤醒人们对历史生命情感的记忆或对生命存在的想象,通过历史与存在的生命想象与体验来完成心灵的认知和觉悟。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无数的“个人性体验”,积淀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记忆,在口头叙述和书面叙述中,人们已经将这段历史从不同层面敞开,显然,它大多是“个体性的亲历记忆”,肯定无法获得普遍性认同。必须理解,即使是面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个人记忆,个人经验往往也是完全相异的,甚至是敌对的,虽然也有其共通性。独异的个人经验与反省性价值判断,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某一阶层受难者的精神体验与生存记忆。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对于亲历者和非亲历者来说,对于受难者和旁观者来说,对于幸存者和苟活者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者不可能进入所有人的心灵世界,只能对同情者与渴望理解者敞开。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记忆去认知中国文化大革命乃至百年苦难历史,但必须充分尊重每一个他者的亲历性,只要他具备基于个人体验与记忆的真实原则。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疯狂的历史事件,是一非理性的民族文化事件,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人民间的血腥仇杀,是中国文化内部等级制度与阶级仇视、极权私欲意志与惟我独尊的生命仇恨的间歇性爆发。对于权力者来说,它只是为了权力和帝王般的疯狂乃至非理性的私欲意志的极端随意实施;对于平民来说,它只是为了反叛等级欺视和发泄仇恨。在我们的大国文化中,生存的艰难与专制的统治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仿佛更多嫉妒与仇视。许多人只希望自己高高在上而他人皆为奴隶,中国的帝王思想融入到了许多人的血液中,帝王意志的无法无天与随意杀戮,使民族的“官魂”与“匪魂”合为一体。一个国家的受难和公民的疯狂,构成了虚假意义上的“狂欢节日”。正是少数人的非法的节日般的“魔鬼快意”导致了正常公民的苦难。在历史的顷刻,尊严消失,理性让位,人权失效,只有暴力与疯狂,残暴与体罚,打砸与污蔑,革命者与造反者在非法的时代获得了“特权”,可以随意打击合法公民的“权利”,随意凌辱曾经比自己生活得快乐的人。
在历史反省与理性评判的今天,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理性的选择,不管它当初的思想动机是如何纯正。“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公民带来的苦难的是多重的:对于知识者而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难,它对知识者人格尊严的虐待,是反人类的恐怖精神行为。对于工人农民而言,它剥夺了人正常的生活权利,剥夺了人追求幸福的自由意志,让人承受了饥饿与暴乱的恐惧。也许只有“流氓无产者”至今难以忘怀那野性的非法的任意的虐待他人带来的满足和狂欢。事实上,这些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的人并无悔意,他们今天在年轻人面前依然愿意炫耀“文化大革命”的“狂欢体验”,年轻的倾听者似乎也没有愤怒,甚至充满了羡慕与崇敬。我们不能期待别的角色来反省这一段历史乃至百年或千年中国史,只有知识者才可能重新反思这场洗劫与苦难,虽然不少知识者也在这次革命中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受难者和关注受难者,必须反省苦难自身,不能让苦难变成了历史游戏。
川沙以其作家自身所特有的正义感重新反省这一历史,他的创作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的视角显然是知识者视角,而且是作为青年的苦难承受者和见证者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真实性,一方面使他保持着与真正的受难者的距离,另方面则使他能够反思苦难的根源并寻找未来中国道路的勇气。在《阳光》中,他赋予一个名叫“秦田”的人来直面和反省这一历史。从“作者的本文”来看,他似乎更多地陷入历史苦难记忆的重构之中,他的主人公直面历史苦难,一时还走不出历史苦难,甚至,在历史苦难面前倍感迷茫。主人公的境遇是:背负历史的苦难重负,惟有让良知平复伤痕。当恐惧记忆永难消失、苦难伤痕永难抹平时,他的精神意志趋向于选择同样的暴力方式来报复,即通过强力专制的手段来反击仇敌。
川沙的《阳光》所具有的多重价值,根源于他通过文学叙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形象化反省。这种“形象化反省”充满着独特的个人性视角和经验。例如,(一)他的整部小说以留英学生之间的感情为情节线索,这使得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反省在异国他乡的现实空间展开。与其说,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撕咬着“秦田”的灵魂,不如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苦难始终压迫着川沙的心灵。他借主人公之口,反复地问:“这是为什么?”“这是谁之罪?”这些朴素的良知提问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庄严与正义;(二)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使人们对拯救苦难充满着遐想。川沙在《阳光》置入了大量的基督教内容的叙述。对基督教的信仰,使得“伍芬”这位来自台湾的文学博士生,充满温情与挚爱。但是,期待自己的恋人秦田也信仰基督,并淡忘苦难的伍芬,始终无法理解“秦田”的夜夜恶梦;秦田生活在基督教与自由的法律世界,却无法理解和亲近以法治为依托的文明,无法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恶梦记忆,始终陷于黑暗记忆以及对苦难承受者的感伤与无限缅怀之中。这就形成了文化、思想乃至价值取向的根本对比。(三)川沙在小说创作中有其浪漫主义的想象,故而设想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伍芬的纯朴善良与来自大陆的物理学留学生秦田的精神恐惧之间形成对比,按照通常的理解,人性中美丽的东西总能穿透黑暗,救治伤痛,但是,川沙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伤痛与真正的恐惧,又不是简单的感情治疗所可以抚平的;为此,在美丽与激情,爱情与同情之间,许多复杂的精神体验得到了真实体现。(四)基于对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场景和家庭悲剧生活的苦难记忆,故乡成了川沙叙述记忆中最重要的场景。这个童年的故乡,虽然也曾带给主人公许多美好的“家园记忆”,但是,这个属于家园记忆的地方,却给予主人公以夜夜梦魇,而且永远无法摆脱。“家园记忆”应该亲切美丽,温馨难忘,为什么我们的家园记忆如此令人恐惧?难道寻求自由与美丽者,只能永远流浪?作者赋予家园记忆以特别的意义,从生存意义上说,显得异常重要,它启人深思。总之,这些“个人性”经验与虚构使得川沙的叙述具备特殊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
文学叙述的“永远的个人性”,一方面带来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独特经验,另方面也带来了理解的困难,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记忆,仅仅通过叙述是无法获得普遍性经验传达的。现实的接受情景是:作家的苦难而悲伤的叙述往往变成了异邦读者的好奇或快乐欣赏,因为野蛮自身在艺术中常常具有了观赏性和快感体验,所以,艺术中的战争、屠杀、残暴、血腥有时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警醒,相反,可能给人带来快意。悲剧如何让人们以严肃的心境来接受和反省是作家的基本追求之一,川沙以其诗情和悲剧叙述获得这种接受效果。“永远的个人性”虽然不能获得永远的普遍性,但个人的真实具有历史警示意义,只要有某种个人性真实苦难存在,它就不能被我们忽视,这是作家的诗性正义理想。许多人习惯于以社会现状评价的最大公约数来消解他人的苦难经验,这是极不人道的。基于此,可以看到,川沙的《阳光》从总体基调上说,是悲剧性的苦难意识的体验性表达,以及关于个体性生命价值的自审式反思。其中,悲剧性个人经验与幸福性个人经验的错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性,读者虽然不能从主人公幸福性的当下个人经验中感受到快乐,但是,面对黑暗的苦难记忆,读者绝对难以无动于衷。悲剧性个人经验具有如此强大的约束力,这就是川沙的独特贡献。

二、苦难仇恨与良知觉悟的连体婴儿
川沙对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通过《阳光》中的主人公形象“秦田”得到了全面体现,实事求是地说,秦田这个形象十分复杂,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不是一个特别好理解的角色,但是,如果不用心理解秦田这个形象,就无法理解川沙的艺术用心与创作意图。尽管《阳光》运用了多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过,从根本上说,作品主要还是坚持历史现实主义与文化批判主义的立场,这是由作者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知决定的,其中,体现了作者正视人性的复杂性的精神意图。
从根本上说,川沙通过探讨一个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青年的精神生活与心理世界,一开始就把主人公置于“生存还是毁灭”的境遇之中。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死去的亲人,如何面对为了自己的家庭而死去的友人,如何面对受难者的遗孤?显然,主人公一时找不到正确的坚守,内心陷于巨大的迷乱之中,宗教不能平息他的痛苦,爱情不能平复他内心的创伤,留学的成功也不能消除他内心的仇恨。他不能忘记那些“恶人”,而且,只要回忆恶人制造的恐怖事件,他就夜夜难眠。川沙就是要揭示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的态度是客观的冷峻的,没有充满主观理想的乌托邦构想。应该说,作者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构建,深刻地揭示了秦田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是由苦难记忆构成的,充满了对苦难的质询,对世界的迷惘,对现实的愤怒,对恶者的仇恨。
“苦难”构成了川沙《阳光》的最沉重主题,不仅如此,苦难,还是作者的内在叙述线索和情节发展动力,仿佛没有对苦难的认知,就失去了叙述的意义。苦难总是具体的,每个人的苦难各异,每个家庭的苦难、每个社会的苦难、每一文化的苦难皆有不同,所有的苦难又构成了民族的苦难乃至人类的苦难。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苦难”。尝试如何摆脱苦难,人类才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智慧、宗教智慧、人文智慧,诚然,人类的智慧缓解了生命的苦难,或者构成了苦难的拯救途径,但苦难自身永远与人类相伴,这是人类最恐惧最艰难的体验。一个苦难消解了,更大的苦难等待着人类,苦难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致命疾病。不过,在这里,我丝毫没有为苦难的“应当性”辩护的意图,因为人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不同的苦难应该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尤其应当重视的是:“人为的苦难”或“社会的苦难”必须审判,川沙的《阳光》就是为了对人为的苦难进行审判。
人为的苦难或社会的苦难是人自身造成的,这些苦难本身有可以避免的方法,因为在人类初次经历苦难时,我们可以原谅自身的野蛮,但是,在明白了苦难的根源之后,如果我们再次陷入人为的苦难之中,就要审判“罪恶的制造者”,不能让罪恶者永远趾高气扬。人类的“社会苦难”与人类的“自然苦难”不同,社会的苦难是由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疾病决定的,这就是人类的贪娈、无耻、残忍、暴力、欲望、邪恶、不公造成的。社会的苦难是人与人的斗争形成的,而不是人与自然抗争的结果,尽管人与自然的斗争,也在不断给人类造成苦难,但是,自然的苦难与人世的苦难有着根本区别。如果是人类的行为造成的人间苦难,我们就应该警惕,当然,自然的苦难本身,我们无法避免。我们要避免的是“人世的苦难”,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邪恶、人与人之间的残暴,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不平等造成的“历史现实苦难”。川沙的《阳光》之积极意义就在于:对“人为的苦难”,说得具体些,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苦难进行深度反思,问题就这样自然形成了:“这是怎样的邪恶?这是谁造成的邪恶?”
对于秦田来说,他经历了苦难,体验了中国社会仇视带来的罪恶,故而始终陷入苦难与黑暗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痛苦。作者的用心之处在于,秦田外表看起来,那么英俊,那么富有诗情与才华,那么充满活力,然而,在这个美丽的表象之下,却充满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恐惧记忆和黑暗体验。摆不脱的苦难,精神的负重,良心的拷问,对世界的怀疑,内心的愤怒,无尽的仇恨,这所有的一切压迫着秦田的内心生活,这就是川沙所要正视的生存事实,这就是他要拷问的人世灾难的根源。
按照小说的艺术发展线索,秦田在自由的法律世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我们从正常的心理入手,可以有怎样的精神期待?在小说中,这个富有才情与生命活力的人,很轻易地得到了人们向往的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岗位,也轻易得到了人们渴望的最美好的东西:爱情。伍芬这位来自台湾的文学博士候选人,在结识秦田之后,就疯狂地爱上了他,这是一个充满着友爱,充满着美丽,充满基督救世情怀的女青年,她为秦田的才华所折服,试想,人们有了这样的真爱应该是怎样的幸福!但是,秦田没有办法享受这样无邪的爱。伍芬自然无法理解秦田的夜夜梦魇,但她相信,通过基督教的洗礼,会治疗秦田的精神疾病。这表面是一个爱情事件的叙述,内部则是意志与意志的交锋,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应该说,作者的思想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按照我的理解,他似乎基于三个精神层面展开秦田的内心生活:首先,他设想爱情能否拯救苦难?其次,设想宗教能否拯救苦难?第三,设想成功可否拯救苦难?但是,在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完成之后,作者的回答是:爱情没有拯救秦田的苦难记忆,宗教也没有拯救秦田的复仇意识,成功更没能抚平秦田的内心创伤。而且,作者含蓄地告诉我们,秦田的内心梦想,还是复仇,还是要清算历史遗留的全部的仇恨,让施暴者也体验被摧残被侮辱被损害的滋味,用他的话说,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样,就显得有很强的悲剧意味了!秦田有着苦难记忆的世界,无法面对自由的生活,还不得不背负良心的重担;他摆脱不了心灵的苦难,也摆脱不了他那良知本能告诉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由于作者熟练地运用着对比叙事的艺术,因而,“对比叙述”构成了作品中强有力的思想力量,几乎无处不在的对比叙述构成了川沙最重要的叙事手段。例如,爱情对苦难的拯救,他就选择了双重视角,一是伍芬的爱情对秦田的拯救,一是穆瑛子的爱情对秦田的拯救。无论是疯狂的青春性爱,还是对诗歌的倾情理解,无论是对爱情的执著坚守,还是一同返回台湾大学工作的遐想,秦田始终无法摆脱苦难的恶梦。伍芬始终无法让秦田平复心灵的创伤,“那呼呼作响,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的恐惧记忆夜夜出现在秦田的梦魇中,那些有关梅姨的真实的记忆和变态的性遐想,那些有关穆瑛子父母的苦难记忆,一次次拥上心头,折磨着他那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本来,爱情是可以拯救苦难的,是可以平复心灵创伤的,美丽的善良的女人是最好的救济良药,然而,这一切似乎更加加深了秦田的心灵负重。在爱情之间,他不期待思想的自由交流,结果,他对爱情的理解,似乎更多的是对苦难的共同承受,所以,由良知出发,他选择了穆瑛子,放弃了伍芬,因为在他那里,良知的呼声超越了才子佳人的琴瑟和谐理想。更何况,始终觉醒在历史的黑暗记忆之中并且无法新生的秦田,自然,与伍芬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的美好的心灵交流。倒是与穆瑛子这个已经淡忘了所有的黑暗记忆与家庭痛苦,在共和国的土地乐观生活着,显得更加质朴善良的女性有机会拥抱新的生活,同时,由于秦田与她有着共同的对苦难的承担,经历过共同的苦难风雨,两者的结合显得更加符合良知要求,似乎更加符合作者要求记忆苦难的宗旨。这是一个始终不肯从历史苦难中走出来的人,在他那里,背负苦难,记忆苦难,为苦难复仇,要报答善良,就是他的最高选择。从苦难的超越,又回归到苦难的复仇中,作为个人,不可能有幸福与自由,因为由个人来清算苦难,特别是以复仇和杀戮的方式来清算苦难,只可能陷入深度绝望,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在复仇中毁灭。
爱情拯救不了苦难,那么,宗教能否拯救苦难?在秦田那里,好像显得更加可笑了,所以,当伍芬想带他到基督教世界中时,他总是排斥,总觉得好笑,总觉得这些过于理想,虽然,他也曾被宗教音乐和宗教仪式深深感动过,但这一切顷刻消失,他很快又陷入自己的黑暗记忆之中。作者在整个作品中安排了大量的宗教仪式叙述,也安排了大量的宗教音乐故事和歌声,但秦田始终与此格格不入。其实,秦田知道,他心目中最喜欢的梅姨是信仰基督教的,他所认识的许多有信仰的人确实具有高贵的灵魂,有着美丽善良的心灵,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基督教可以改造中国世界,他也不相信,罪恶与苦难,能在信仰中淘洗干净,他宿命地认为,在中国,只有选择复仇,才能得到内心平静。而且,他似乎识能不断地反叛这个充满着欺骗、虚假和谎言的世界。
那么,自由、公正、法律、科学、教育事业是否可以拯救苦难呢?显然,在秦田这里也是不可能的,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这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本身并不相信科学可以构造美好的世界,从《先锋男孩》这首主题诗中可以看到,科学正在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秦田也不迷信法律和教育可以拯救世界,可以拯救苦难。那么,一切路都堵死了,只有选择复仇与绝望。秦田成了一块顽石,一块被损害被侮辱同时渴望复仇的顽石。这是怎样的绝望,这是怎样的悲剧!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个人苦难,如何面对苦难的大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轻易地忘记苦难,意味对罪恶与仇敌的放纵,这在很大成绩程度上就是不负责的行为,因为如果不清算罪恶,不解除仇恨,就是对罪恶的宽恕,也是对良知的背叛,那么,按照此一逻辑,就必须复仇,否则个体的苦难就没有终结。问题在于,他者如果没有罪恶的承担意识,没有忏悔意识,即使实施了罪恶,他也不愿担负对罪恶的处罚,甚至没有任何悔罪心理,而且有着更深的仇恨与更深的凶恶,你如何自处?在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沉陷罪恶之中,从未有“罪恶意识”,“罪恶”对于无良知承担的人,仿佛是随心所欲的表现。犯罪而能心安理得,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恐怖,然而,它确实存在着。既然施罪者无悔意,无罪责担当,那么,受罪者如果寻求复仇,施罪者亦有反抗的权利,这就形成了“永远的复仇”与“罪恶的循环”。他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但从未想过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事实上,这个罪恶的清算本来应该是公正社会来完成的任务,任何个人施罪于别人,都是非法的,都是不公正的,这是自由法律世界的基本信念,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社会不去清算这些罪恶,那么,苦难承受者就永无寻求公正之日。这个复仇,是应该由公正的法律来承担的,由公正理性的社会来承担的,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公正理性的社会,只有等级尊严与官僚至上的价值秩序,那么,罪恶与复仇必须永远相伴。川沙虽然没有说明这层道理,但他的主人公的悲剧境遇,已经昭示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这甚至比哈母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二难境遇更加令人恐怖。秦田背负着黑暗的记忆,内心总是渴望复仇,在他那里,复仇也是为了寻求公正,即让无辜的受难者灵魂安宁。但是,他复仇的正当性要求,国家法律没有承担,如果让私人承担,就必须陷入新的无穷罪恶之中,而且,复仇之后就一定有幸福快感吗?我们见到的情况是,用一生的幸福为代价,通过告状的方式寻求公正,结果,有的成功时,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有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成功还没有希望。社会的公正如此难以寻求,这是怎样的恐怖社会,然而,社会现实确实充满着这样的恐怖。
秦田试图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肯定寻求不到“最终的公正”。个人的苦难只有个人担负,这个社会必然没有希望;个人的苦难通过个人的复仇来最终解决,这个世界就永远充满了恐怖。问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往往就是通过这些不正常方式构成的,等级社会和官僚秩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没有权力或没有财富就会显得极其可怜。为什么人们要如此凶残?这难道就是一个“永远的人吃人的世界”,这难道就是一个永远不能盼望公正与爱的世界?当你面对秦田这样的苦难仇恨绝望而又富有良知的连体婴儿时,如何能不忧心焦虑。川沙以其严峻的现实姿态正视了我们生活的悲剧,他还没有寻找到解决的方式,这种深刻的绝望情绪与循环的苦难现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也就是说,这部极具个人性的小说提供给我们一个深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仇恨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除仇恨的根源?在我看来,我们社会的至深仇恨,就源于贫穷和不公,源于等级欺视和压迫,源于没有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强者逞强,弱者无助,每个人骨子里又追求极端的精神平等,所以,在不公的社会,没有爱,没有关怀,只有自己,只有仇视。人们嫉妒财富,也嫉妒权力,嫉妒社会地位,事实上,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没有自由与平等,金钱就是作威作福的武器,权力就是鱼肉百姓的符号;人与人之间没有关怀,强者充满着对弱者的蔑视,弱者就充满着对强者的仇视。一个仇恨的世界,一个时刻渴望复仇的世界,一个时刻幻想残暴的世界,必然是非理性的疯狂世界。倘如此,这个世界必然有“人吃人,人杀人”的事件发生,也必然有无数弱者选择自杀或与强者同归于尽的绝望选择。因此,秦田这个形象给予我们以警示:只有公正的社会,只有没有仇恨的社会,才有希望,否则,苦难必将永远与我们相伴。

三、苍莽与悲情叙述的诗情力量
《阳光》是一部大小说,川沙以四十万字的篇幅进行激情书写,我感到作者似乎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特别是面对现实可能性的自由想象时,作者只有《先锋男孩》的诗情想象,而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历史情节或具体形象。当然,从艺术性上说,这部作品写得相当成功。其一,四十万字的大篇幅,没有给人压迫感和空洞感,相当不易,作者的叙述与转换相当流畅,情节有张有弛,紧张有力。其二,作者将诗与叙事自由贯通,叙述句式皆富有激情,充满感染力。其三,在细节想象和细节描绘方面显示出相当的艺术功力,达到了极其特别的抒情效果。例如,白桦极其赞赏的呼呼作响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在梦中,在叙述中具有特别的象征韵味。(《阳光》第4-11页。)其四,象征与神秘的意象构造,使小说叙述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
虽然我历来主张批评者最好不要就艺术问题与作家对话,因为批评家在创作方面实在是艺术家的学生,没有多少可以贡献于作家的,而艺术的自由和完善本来就是艺术家的天职。但是,真正的批评又不能漠视艺术,因为作家的艺术与其思想是连成一体的。也许我不能正确地评价川沙的艺术成就,但我能感到作者叙述的那种苍莽与诗情的力量,总体上说,川沙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
首先,诗与小说叙述的艺术交错,在创作中获得了成功。因为主人公就是一个诗人,所以,诗注入小说就成了顺理成章或合法合理的事情。《先锋男孩》这首诗在作品中具有中心指向性意义。川沙本来是诗人,不知为何最终还是走向了小说,这也许与他的个人才情本来不专属诗歌有关,他的思想情感可能更需要一种复杂的语言艺术载体。于是,他从诗歌转向小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诗歌,而在于他把诗歌巧妙地融入到了小说之中。诗歌作用于小说,本来是极难成功的,这是由于诗歌思维不同于小说思维,诗歌的弥漫性思想与抒情意象,往往造成小说叙述的跳跃性,使得情节叙述不完整,诗情干扰了小说的细节连贯性,但是,川沙似乎结合得相当成功,诗情激荡着叙述,叙述充实着诗情。所以,他的叙述显得很老到,其中充满生命的激越。川沙虽然还保留着诗,也受到诗歌的强烈影响,但我以为他总体上是以小说的特性来主导叙事抒情本身。从整体上看,小说始终由诗情主导叙述,这样,整个小说颇有气势,弥漫着力量。与此同时,他的小说细节描绘,甚至是书信的运用,我觉得相当成功,特别是“四封女人的书信”,朴实而真情,写得极为感人。(参见《阳光》第271—278页;第412—420页。)
与此同时,从主题上说,《先锋男孩》这首长诗,加强了他的叙述效果。它的节奏和内容,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精神特质也是丝丝入扣。这首诗本身,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事实上,川沙也不隐讳其中的“金斯伯格意味”,但我个人对金斯伯格的诗一向持保留看法,因为在过分粗野的诗情表达中,自然有许多空洞的东西,而且,在情绪宣泄之后,留给人们强烈反思的东西并不多。通过《先锋男孩》,川沙一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迷狂,另方面也崇尚诗情的野蛮反叛和迷乱,在这种迷狂之中,带有某种理想的东西,属于个体对自由与狂热的崇拜。这种迷狂因素并不好做出清晰的区分,因为任何迷狂皆有激烈的因素蕴含其中,如果调控不当,就可能走向反面。当然,文学艺术本身就是要表达情感,制造迷狂,如果小说家像哲学家的著述那样让人正襟危坐,那实在是艺术的大失败。所以,从我个人的艺术经验来看,川沙在诗情叙述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其次,当下叙述与历史叙述的错综处理,构成强烈对比效果,而且衔接相当自然。长篇小说叙述的成功是异常艰难的,这可以从无数汉语小说的命运可以看出。在我看来,川沙的长篇小说保持了很好的艺术节奏,因为他知道他心中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汇中,构造人物的情感发展史和心灵发展史,他从现实时空切入,促使异国情调与故乡记忆交相叙述,这对于读者来说具有陌生感。当然,异国情调只是外在的衬托,因为根本性故事基本上是在中国人之间展开。伍芬虽然是台湾来的留学生,但毕竟在汉语文化的血脉中长大,不可能完全不理解秦田的精神生活与价值判断。不同的中国人,要共同背负关于历史的艰难思考,这是小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川沙不自觉地处处在运用对比艺术结构,在抽象的层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具体的层面上,艺术转换也恰到好处。
第三,恐怖场景与情爱场面交替而行,使小说叙述节奏保持着“必要的张力”。构成川沙这部小说内在张力的叙述,实质上说是恐怖场景与情爱场景的奇怪统一。基于生活自身与接受需要,川沙在这部小说涉及到了“爱欲叙述”,看得出来,他不是为了爱欲叙述而叙述,但是,他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性欲叙述的力量。特别是秦田偷窥到梅姨与他父亲的月夜情欲疯狂,显出变异与凄惨的美感。与情爱叙述遥相对比的是:恐怖性场景与苦难记忆。“一颗永久的手榴弹”,则表征着秦田心灵深处永远苦难的伤痕;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童年的真切记忆不断浮想,让个体生命的无助与卑贱意识在自省中达到不能自抑的地步。在非人性的时代,在无真正法律保证的时代,在只有官僚特权而没有真正公民权利的时代,人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在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中挣扎。川沙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的苦难记忆融合成这一基本叙述意象,在作品中始终予以强调,构成整个小说的中心思想意象与情节冲突环节。所以,他恰当地运用了对比叙事艺术,使得仅有的几处性爱叙述没有游离主题之外,而且给整部小说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
第四,方言叙述以及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理解别有韵味。在《阳光》中,川沙始终没有轻视故乡经验,甚至可以说,故乡经验构成了他叙述中最动人的方面。为了恢复故乡经验的原真性,他不仅动用了大量的环境描写,而且还采用方言土语,甚至不惜采用注解的方式。为了达到对巴蜀文化的理解,他插入苏格兰英格兰文化的叙述与之构成对比。重庆是作者的故乡,他对故乡的爱恨情仇,由他的长篇小说叙述倾向可以看到,那些方言土语,那些建筑城墙,那些风俗饮食,只要是美丽的,作者皆充满着“温情的记忆”。美丽的人与美丽的事物,在作者那里变成了对美丽故乡的深情怀念,但这也不影响作者对故乡的历史、故乡的人物的批判性反思。那特殊年代的残忍与疯狂,凶暴与反人性,作者更觉得有反思的必要。对于作者来说,没有反思,永守不住美丽,而且,在强权与野蛮下,永远没有文明的日子可以期盼。故乡,特别是那个“三清寺”,在作者笔下既是美丽的记忆,更是无限的精神折磨,甚至要用神秘的惨痛来形容。
第五,太阳的象征意义引人遐思。川沙的阳光,给予人无限丰富的联想,太阳只有一个,但阳光是无限的,在太阳底下,本来就是光明的世界,希腊人早就通过阿波罗(Apollo)崇拜表达阳光的伟大,就连“哈代斯(Hades)抢劫科瑞(Kore)”的秘密,也只有赫利俄斯(Helios)一清二楚。在阳光之下,诗人期待:不要罪恶,不要残暴,不要无耻,不要反正义,不要强权;在阳光下,诗人想象:惟有自由与博爱,惟有理解与宽容,才是最美丽的。基于此,我以为,川沙的“阳光意象”显得极其重要。川沙的阳光有多重含义:一是自然的阳光,二是精神的阳光,三是英雄的阳光,四是青春的阳光。阳光,多么好的意象,它充满着希望与力量,如何理解阳光,成了很好地解释中国人心理情结的重要因素。我们心中总是期待阳光照耀,没有阳光的日子,黑暗不能忍受。然而,什么是阳光?“东方红,太阳升”曾经是我们最美丽的歌声,人民如此浪漫的歌唱,实际上盼来的是:“升起的红太阳”一次次将人民引向疯狂的苦难之中。我们需要阳光驱散黑暗,照亮世界,而不是被阳光烤灼。人不堪黑暗,故而期待阳光,阳光就是希望,就是力量,就是信心,所以,热爱阳光是人对理想纯洁美好的不懈追求。但是,我们所理解的阳光,有时又带有《傒我后》的感觉,在无边的黑暗中,人们总是盼着阳光来照耀世界,结果,等到了阳光普照的日子,黑暗结束了,此时,阳光经常靠不住,顷刻被乌云遮盖。圣人真的能救我们吗?如果从阳光意义上说,中国自古及今,真的没有伟大的阳光人物。谁是阳光人物?毛泽东,显然不是,因为他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却没有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没有真正构建繁荣富强和谐稳定的法制秩序。中国人民之间的不断的精神仇视,催生了一次次悲剧性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毛泽东也没有从中国的帝王思想中真正走出来,他没有真正给国民带来阳光,只是带来阳光照耀的希望,等到人民真的需要太阳时,不是风暴,就是雷雨,不是乌云,就是黑夜,结果,中国人陷入长久的苦难之中。如同川沙一样,我也期待中国有阳光人物出现,因为中国需要富强,中国需要自由安详。然而,帝王思想与极端自私意志,无法造就这样的阳光人物。没有对国民的深沉关爱,没有对公共价值体系的关心,只有对私权的迷恋,显然不行。真正的社会,既要有对公权的关注,又要有对私权的关注,或者说公权的关注最终是为了维护私权,没有公权的私权维护,最终必定制造新的无限混乱。
川沙的“先锋男孩”不如理解成“阳光男孩”,诗人充满着迷狂、躁动、反叛和不安,他试图反抗挣扎,乃至希望与混乱同归于尽。诗人在“红太阳的光辉”中成人,清醒地意识到了“光辉的红太阳崇拜”的精神危害。此时,阳光男孩不相信阳光,但是,他又恐惧黑暗,所以,只有击鼓、吼叫、发泄,陷入生命的迷狂之中。川沙始终不能忘怀自己在青年时代读过的毛泽东关于青年的一段话,它构成了作者叙述的理想与精神力量,毛泽东的那段话确实温暖人心,尽管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真正这样实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青人,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川沙用这段中国大陆中年人倒背后如流的话来结束他的全部叙述,我理解他的那份感情。川沙在写长篇小说的同时,也在寻找道路,但是,我体察到他被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残酷所压迫,能够感到他的愤怒、责任和无奈,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道路。这是清醒的理智判断与深度文化绝望的表征。道路要有理想人物一道去走,只要理想与现实结合,符合生活本身,才能成功;符合生命本身的理想,要有现实的合法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诗情力量与对比艺术的自由转换,构成了川沙最大的艺术特点,甚至可以说,诗情与对比是川沙的叙事美学法则,所以,他运用得如此娴熟。在我看来,作者的苍莽叙述过于诗情和用力,缺少些平淡而从容的节奏。过于用力的结果就在于,读者的接受情绪始终被鼓胀着,很难得到宁静反省的时间。也许,这不能要求于作家,因为他的诗人气质和诗体叙述的美学要求,决定他的叙述方式。我倒是被他的主人公秦田之母林伊的两封书简特别地感动着,因为在紧张叙述之后突然有了这么质朴而真情的简单文字来调节,人的整个精神获得了放松,同时,又被主人公的高贵气质所激动,这两封神秘的家书在秦田那里敞开时,我以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四、信仰的力量与意义的探寻
据作者叙述,他的这部创作有其鲜明的宗教意旨,从作品本身的宗教叙述而言,作者的思想探索还没有完全体现出他的宗教意旨。实际情况是,宗教意旨是他的对比性文化探索的精神取向,虽然我对基督教也一直好奇,但我也只是到西方社会游历之后才认识到它的真实意义。由于中国传统的反宗教教育的相当成功,以及国民普遍的实用宗教目的,在中国,严肃的宗教信仰和非实用的宗教精神相当稀见,这与中国本有的自然宗教信仰有关,其宗教本身就是松散的自然神秘主义崇拜仪式,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和祈福需要,没有涤罪问题。实用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结合,导致许多人天生地“敌视宗教”。不可避免地,宗教有许多为人误解之处,事实上,宗教的历史也充满着愚昧和混乱,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对宗教意义的正确或积极价值判断。在我看来,宗教的理解,在根本意义上,应该是对宗教精神和宗教目的的理解。真正的宗教就是为了拯救苦难,就是为了解除人类心灵的迷乱,就是为了播撒人类应有的相互关爱。真爱而不是仇恨,这是许多高尚的宗教的原初目的。
川沙以他在西方世界亲历性的长期生活经验为依托,所以,他的叙述本身有着真正的细节真实性,事实上,川沙异常重视宗教叙述的细节真实性,在许多地方,他试图以文字构造绘画效果。应该说,他的宗教仪式叙述是符合实际的。在真正的教徒中,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和复杂神学思想呢?与中国儒家思想或传统思想作用于普通人一样,西方普通公民也只有对基督教最简单的信仰的认同和理解,所以,仪式自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宗教理解,仪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对精神本质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川沙比较重视对细节的描绘,重视对基督教日常生活仪式的叙述,结果,在细节过度叙述的同时,对宗教的意义,对宗教的目的关注得并不够,或者说,宗教在他那里,还只是一个生活事件,并没有上升到生命哲学高度,或者说,宗教还不是主人公呼吸的空气,不能融入到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中去。
自然,小说不是宗教布道,不能搞些长篇的宗教叙述来加强思想容量。托尔斯泰的小说并没有大段的宗教神学之思,他只是通过人物自身的精神生活发展历史揭示了宗教的重要生活意义。同样,艾特玛托夫的宗教之思,也是通过受难者的形象才显示出宗教的真正生命意义;在他们的宗教性或现实性经验中,肯定有宗教人物,他们与普通人的关系就构成了宗教的思想内容。他们的行为受到宗教的支配,这才是最关键的意旨。在川沙的小说中,宗教是一种灵魂拯救方式,而这种拯救方式,主人公是内在抗拒的,并没有获得成功。这就使得小说有许多宗教内容被轻轻滑过,还不能真正上升到生命救赎的高度,或者给予人们生命得以拯救的启示。按照作者对主人公的命运设计,秦田并没有被宗教拯救,相反,他还是被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所征服,被他内心的良知意识所唤醒,此时,他得到了心灵的宁静。在现实行动上,他选择没有文化的穆瑛子作为爱人,而不是留学生伍芬。涉及到基督教,却没有对基督教思想进行私分的体察,这是川沙的局限。应该说,宗教精神在于:强调人对神秘与生命的敬畏,从根底上约束人的现实罪恶行为,并要使之符合道德的标准。宗教的目的,从最终意义上说,是为了人类的和谐与人的完善。理解了宗教的目的,把握了宗教的精神,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当然,现实的宗教过分重视宗教仪式和宗教行动,放逐对宗教精神和目的的理解,这就使得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充满了误解和错误。
在我看来,西方社会的相对和谐,植根于宗教与法律,宗教教导人的内心,约束人的内心,启示人的生命价值信守,法律则规定人的权利,规范人的行为,保证社会的秩序与公正。当西方社会的宗教与法律大行其道时,社会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秩序。科学、艺术、一切生产活动都有了自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人的正确世界观。中国社会虽然也有宗教和法律,但是,我们的宗教和法律实践的出发点和归依往往在最初时刻就出现了问题,它保护等级特权,漠视穷人,给予官僚过多的权力和过少的约束,给予人民太少当家作主的自由选择,所以,它违背了公正,结果,法律和宗教都成了摆设,“愚昧与野蛮”,“流氓与强权”,就获得了合法存在的理由,并且成了“生活的唯一现实真理”。没有真正的宗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变得简单;没有真正的法律,中国的社会充满了不公与仇恨。
川沙并没有从宗教与法律的双重视野着眼,但他尝试宗教拯救人心,这显然是他体验西方社会的收获,有些在西方生活多年而归国的人,既反西方的宗教,又反西方的法律,我不知道,他们心归何处?许多人还特别留恋中国的不平等的官僚至尊的等级制度,甚至在一些留洋的法律人士身上,表现为不崇尚公正与自由,而偏爱专制与特权,也许他借此可以更好地享受专制与特权带来的巨大私利。这实在让我们惊诧莫名。到底是神秘操纵着这个世界,还是野蛮主宰着这个世界?这显然不是世界的真理。人类渴望的是以理性与情感的和谐来主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温情与友爱,也需要尊严与秩序。情感不能代替理性,神秘往往源自于情感的迷乱,而不是理性导致的疯狂。中国人并不缺少亲情或血缘情感,而是缺少宽容与博爱的情感,事实上,太多暴乱与仇视的情感,太多残忍与冷漠的情感,常常使我们的社会在人民的相互仇视中变得恐怖。中国需要的是理性,是法律至上的理性,是人人平等的理性,可是,知识者与官僚阶层一样,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不关心公正与理性的社会。在极权化的重压下,他们促使人们追求时尚和疯狂来缔造个人的荣耀与狂欢。如果不是全民陷入疯狂,他的官爵和头衔有何意义?正是让投机者觉得“不劳而可以有获”,只要投机拍马就可以得到一切,所以,他们才喜欢极权社会的体制,因为它不公正,给邪恶留下了特殊通道。权力不受约束,全民的自由和权利被官僚集团牢牢操纵,没有监督来制约。一切的公正与秩序,在人情社会变得疯狂而迷乱,这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基本崇信法则。仿佛永远只有单一的价值秩序,只有上层阶级缔造的价值秩序。事实上,如果你不按照这种非理性的规则或强权的规则行动,你就会被淘汰被扼杀;谁也不会可怜你,你只有贫穷、失败和死亡的选择。
强权制度决定了人民的疯狂,强权制度也加速了全民的疯狂,强权制度最终也决定了来自底层的疯狂。中国人有相当强大的承受力,往往先追随强权的规则行动,等到他不适应强权规则,他就自己“创造强权规则”,通过另一种野蛮和强权规则来实现野蛮,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官魂”与“匪魂”的统一。仿佛人人都迷信强权规则,大多数人相信,没有强权规则,中国就会闹翻天;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的强权,只有少数人主宰大多数的强权,难道大多数永远不能约束强权者?西方社会虽然也有自己的强权,但他们是对外强权,而且,他们的强权通常需要大多数支持和赋予。我们的强权者的强权,永远与大多数无关,大多数只有看客的权力,内心愤怒的权力,但没有行动的权力,表达的权力,选择的权力。
历史的苦难看起来神秘,其实,并不神秘,神秘的是暴力和强权反复操纵历史,野蛮与强权扰乱历史。历史是可以理性的,理性的历史不需要情感来做决定,理性只能通过制度,通过自由与平等的法律规范来实现。理性就是要不以私情为权柄。私情泛滥的社会,不是好的社会,好的社会皆是理性的社会,理性可能也有另外的残酷,它就是不让每一个体有所例外。理性总比私情好,《阳光》中充满了神秘,既充满着自然的神秘,天地的神秘,又充满着社会的神秘,生命的神秘,在此,我隐隐感到,川沙还是把自然的天地的神秘和社会的文化的神秘混在一起。在我看来,只有自然的神秘、生命的神秘,不应有社会的神秘。问题在于,我们相信“社会的神秘”,相信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境遇是神秘的命运使然。这种神秘观念,往往害人不浅。我们应该崇信天地间自然间有神秘,要敬畏天地自然,因为我们的狂妄使我们一次次经受灾难,但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社会不应有神秘,只应有“理性的秩序”。惟有理性,才能解决我们的苦难与无穷的人道灾难。川沙的神秘观念还比较模糊,他没有清醒地陈述,但是,从秦田的愤怒中,可以看到,他反对社会的神秘,人际间的神秘,而追求社会的公正与理性。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如此正确地理解川沙的“阳光主题”或“神秘哲学”。
百年中国迷途,让我们感到,中国人似乎永远走不出苦难的泥淖,难道梁漱溟的预见永远有效?难道“中国的历史在治乱之变中循环”这样的二元思维结构永远有效?从根本上说,我们期待中国长治久安、和平安详,并且能以现代物质文明和心灵丰富的创造贡献于全世界,就像期待明天的太阳依然升起一样。然而,“美丽中国的想象”似乎总是理想者与诗人的事,政治家们仿佛永远是“现实主义者”,只相信强权,决不相信要公正,中国难道真的在世界必须有其强权存在的特殊性。为什么崇拜单一价值秩序的人们此时要选择特殊呢?其实,世上并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只有相对完好的制度,但是,相对完好的制度是理性构成的,绝不是单一价值秩序的表达。这个理性的相对完善的制度,就是要求对自己的公民能够博爱与公正,在理性主导下实现多元价值秩序的和谐。赵毅衡在川沙的《阳光》序中如此写道:“这不是川沙的挑选,而是中国现代史自己做的选择。选择的仿佛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难以阻挡的命运。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心理恐怕使得中国人心安理得的盲目行事;所谓个体在拥抱‘时代’精神才得到永生,这使得中国人几乎完全失去了追求超越的努力。反对超越本身成了实践,所以实践中的种种愚行,残暴疯狂,都借‘时代精神’而行之。”(《阳光》第1页。)这段话概括得不错,中国人的心理似乎始终由此支配,但是,对强权的认同,对强权下的单一价值秩序的膜拜,永远只能导致灾难频频。
我们由一个“单一价值秩序”跑到另一“单一价值秩序”的城墙下,就一定能够幸存吗?危险就在这里,世界永远需要多元价值秩序,别人迷信的价值秩序,如果我们不去盲从,他也就不觉得荣耀。越是盲从“单一价值秩序”,我们越容易被异化,越容易失去自我,最终必将陷入苦难之中。也就是说,在享乐至上的价值秩序盛行时,我们追求享乐;在残忍无耻的价值秩序盛行时,我们也就追求无耻;“单一的价值秩序”操纵着十几亿人的社会,总有一天“单一价值”必然要崩溃,此时,我们又必然会追求新的“单一价值秩序”,只有轻薄的民族总是崇拜单一价值秩序,追求那种万众狂欢的迷乱,深沉的民族总是信仰多元价值秩序,让所有的公民安定和谐地生活。在单一价值秩序盛行的时代,不只是中国人会陷入疯狂,全世界都会疯狂。单一价值秩序下的苦难,必须通过多元价值秩序来弥补,这只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保证,只有非极权的社会才可能;单一价值秩序是强权造成的,是人民被动的选择,因为在单一强权秩序下,你不选择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因为人们皆陷入疯狂的劫掠之中,强者为王;你不顺从单一价值秩序,你就没有利益可言,人是为了生存才选择了单一价值秩序,不是因为喜欢而选择单一价值秩序。既然是强权决定了单一价值秩序,那么,也就只有消除强权,才能恢复多元价值秩序,无数中国人已经死于“单一价值秩序”所造成的灾难之中,也许,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避免的。
所以,川沙最后让秦田回归故土,报答苦难时代承载的恩情,找到心灵的宁静,然而,他借《先锋男孩》这首诗表达着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声:如果社会不公正,彼此仇恨,那么,即使是富有良知的人,也会变得血腥残忍,也会永远陷入复仇与骚乱的迷狂之中。川沙的长篇小说《阳光》探讨了“精神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现实自由何以不可能”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还有“中国未来如何可能”的问题。无论背负怎样的黑暗记忆,我们都必须负重前行,都必须寻找光明。这些显得有点庄严的论题,在阅读《阳光》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做作,它是一代中年人的理想与信念的流露,所以,这部作品应该能够感动人们,至少应该感动经历过那种苦难、期待美好的人们。作家直面的这段历史,肯定是值得永远反省的,他的丰富的心灵世界所呈现的迷茫和矛盾,显然具有思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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