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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  首都:卒本扶余 (前37年668年)



  “高句(gōu)丽(lí)”(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现又叫“高氏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 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馀人(包括沃沮和东濊),后又吸收些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南韩、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高句丽王族姓高氏,有多种说法。《晋书》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三国遗事》载“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姓”;李朝李承休《帝王韵记》载“朱蒙初诞,举国高之,故姓高氏”。
  
  【古国历程】
  建国 (公元前37年-公元52年)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成立。“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
  大多数的史籍认为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1世纪中期。据推测,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可能是由濊貊人和部分迁移到这一地区的扶余人组成的。“濊貊人”这一词语最初并非指一个确定的民族实体,而仅仅是中原古代史家对出现在东北这一特定地区的一些古代部族的泛指。在高句丽建立之初,与扶余长期处于军事对抗中。扶余与中原王朝关系十分友好,为了扼制处于成长期而十分具有侵略性的高句丽政权,中原与扶余在军事上常常协同打击高句丽,相关记录在《三国志》、《汉书》中时有出现。
  中央集权化和早期的扩张(公元53 -243年)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濊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5个部落设为5个省,实行集权化统制。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高句丽与曹魏的战争(公元244年--公元299年)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 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复兴与进一步的扩张(公元300年--公元390年)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70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313年,高句丽美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现代韩国的主体古代韩国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人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但是,这“三国”最初只是互相没有民族认同感的几个大型部落国家,与中国三国时期的三国都是从统一的汉朝分裂出来,人民也具有同一民族感的情形完全不同。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391年–531年)
  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内部纷争(531年-551年)
  高句丽在6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551年,百济和新罗为摆脱被高句丽奴役的地位而开始联合攻打高句丽。
  丢失汉江流域(551年)
  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7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句丽与隋的战争
  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后,开始要求周边国家为其臣属,并得到了其中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只有高句丽对此阳奉阴违。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的战争。当隋文帝准备兴全中原之兵问罪时,高句丽王勿忙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得到赦免。但是高句丽仍旧四处联结反隋势力,当隋炀帝在突厥可汗处发现高句丽的使臣后,开始认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边患。隋丽战争遂爆发。612年,隋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攻打高句丽,但由于隋炀帝的无能指挥,渡过辽河进攻的30万人几乎全军覆没。613年和614年隋再次攻打高句丽,但因杨玄感起义反隋炀帝和高句丽诈降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使得隋对高句丽的这两次战役取消。615年隋炀帝又打算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并引发隋末农民大起义。618年,隋朝灭亡。不过隋与高句丽的战争也消弱了高句丽的国力。
  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和与新罗的联盟
  唐初唐太宗贞观后期,大唐已空前强盛,东突厥也被消灭了,四夷威服,下面就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用太宗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六百四十七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六百四十八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 3000级;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战死。这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由于渊盖苏文在世期间一直未能采取明智的外交策略,导致唐朝与新罗联合必欲灭高句丽而后快。盖苏文在世时虽然尚能以高压控制高句丽政局,但高句丽内部已经危机四伏,当他死去时,高句丽已离覆亡不远。
  灭亡
  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复兴运动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展开了反对唐和新罗联盟的复兴高句丽运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原高句丽将军剑牟岑,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等。唐曾多次试图在高句丽故地建立督府控制此地区,但都失败了。唐为管理原高句丽故地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最初是由薛仁贵来管理的。但由吐蕃在西线的压力,唐朝开始羁縻治理高句丽故地,任命高句丽宝藏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后来宝藏王因暗中支持高句丽遗民起义被流放。宝藏王的儿子高德武接管了安东都督府。
  剑牟岑最初在百济故地汉城立宝藏王后裔安胜为王,试图重建高句丽,并得到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内部纷争,剑牟岑被谋杀, 安胜投靠到新罗。新罗给了安胜一片土地,让他建立了报德国。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最后被完全同化于新罗人。
  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原是靺鞨人。高句丽灭亡后,698年,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起震国(国名源于唐朝所策封的“震国公”)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713年,震国接受唐的策封改名为渤海国。韩国人在19世纪以前一直不认为渤海国是韩国古代国家。但由于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扩大本民族古代疆土的范围,渤海国被韩国主流历史界划入韩国史。
  10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建立摩震国,韩国近代史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后高句丽。摩震国和后来取代新罗的高丽也都自称继承高句丽。但他们只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称,与古高句丽并无实际联系。
  【高句丽的语言】
  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我们希望韩国学者能冷静的面对历史的事实,那就是: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历史的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同为日耳曼人,就曾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而今天的朝鲜民族继承了一部分高句丽的土地与文物,也理所当然的对其有继承权。只是这种历史所有权是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高句丽三足乌及壁画】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高句丽中的文化】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另外,社会对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事是容许的。炎帝曾三次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证明了高句丽也是炎黄后代。
  【争论】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 《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 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朝韩观点】
  (1)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
  【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2) 高句丽国曾立国700余年,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
  【中国观点】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
  (3)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朝和李氏唐朝被汉族赵氏的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注:这种继承关系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
  【中国观点】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
  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
  (4)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
  【中国观点】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 “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
  (5) 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 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观点】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6)高句丽民俗和文化与朝鲜人相似。
  【中国观点】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
  (7)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
  【中国观点】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
  (8)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 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
  【中国观点】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
  【被中国史书混淆的高句丽和王氏高丽】
  高句丽灭亡后250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250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
  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 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3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3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二)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
  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太祖实录》卷225)”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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