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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  首都:西城 (61年1004年)   总朝代: 唐代


于阗

  于阗(又作于寘),古代西域王国,中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古代居民属塞种。11世纪,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汉朝通西域后,属西域都护。东汉初,为莎车所吞并。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贵族广德立为王,灭莎车,服从于阗。十六年(73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都出兵相助。时南道诸国,唯于阗、鄯善强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向中原王朝进贡。又兼并戎卢、扜弥、渠勒、皮山等国。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
  
  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廷。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于阗编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成为丝绸之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中心。吐蕃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后,被吐蕃攻占。上元元年(674年) ,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6城等10羁縻州,任命伏阇雄兼都督。唐玄宗天宝年间,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史之乱时,尉迟胜自率兵赴援唐朝政府,乱平后,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唐授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坚持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为吐蕃攻占。
  
  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获得了独立,仍由尉迟氏执政。9世纪末叶,开始和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交往。北宋初,于阗使臣、僧人数次向宋进贡。在11世纪初黑汗王朝攻占于阗,部分民众东迁沙州,甚至远到青海。
  
  于阗在黑汗王朝的统治下,语言和人种逐渐回鹘化,并皈依了伊斯兰教。后经西辽、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准噶尔汗国的统治,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入清版图,光绪九年(1883年)置和阗直隶州。
  
  于阗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故手工纺织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于阗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于阗人民喜爱音乐、戏剧,在绘画方面具有印度、伊朗的混合风格,画家尉迟乙僧于唐初至长安,绘有许多壁画,与唐人吴道子、阎立本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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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于阗史概说
  荣新江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位于今天新疆和田地区范围内的于阗,就是西域独立的绿洲王国之一,其主体居民应是塞种(Saka)的一支,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现定名为于阗语(Khotanese),或称于阗塞語(Khotan Saka)。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居民城郭而居,以农耕为业。虽然于阗在西域诸王国之中势力较强,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常常被周围更强大的政治势力所控制,从公元前1世纪以来,匈奴、汉朝、贵霜、曹魏、西晋、柔然、嚈哒、西突厥等不同文化系统的强大政治集团,都曾先后直接或间接统治过于阗,其结果之一,是使于阗的文化变成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的混血儿,甚至于失掉了自身文化的某些本色。
  
  1.唐代前期于阗政治史进程
  
  公元7世纪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强盛,霸有西域,于阗也臣属于西突厥。统叶护对西域的统治方式,是授予西域各国国王以突厥官号颉利发(Iltbr),并派一名突厥吐屯(Tudun)驻守该国,以监督统治,征收赋税。贞观二年(628),统叶护被杀,汗国内部各派势力连年相互攻战,势力衰落,对西域的控制力也逐渐削弱。同时,在中原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正在锐意向外扩张。贞观六年(632),于阗王尉迟屋密首次遣使至唐,献玉带,受到太宗款待。贞观十四年(640),唐灭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势力开始进入西域。贞观十三年(639),于阗遣子入侍唐廷,有的侍子如尉迟乐(智严)留居长安不返。贞观十八年(644),从印度取经回国的玄奘,途经于阗,受到热诚的招待,并被护送至唐境。贞观二十年(646),新立的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向唐请婚,太宗令其割让龟兹、于阗等西域五国为聘礼,反映了唐朝希求占领西域的意向。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攻破龟兹,于阗王伏阇信惧,派其子驱驼慰劳唐军。唐行军长史薛万备率五十骑至于阗,伏阇信随万备入朝,被唐朝拜为右骁卫大将军,数月后返国,留子弟宿卫。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乘太宗去世之机反叛唐朝,控制了整个西域。经过几番攻战,唐朝终于在显庆二年(657)消灭了贺鲁的势力,西突厥各部及其所控制的西域各国全都归唐朝所有,唐朝正式掌握了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各国的宗主权。翌年,唐朝把安西都护府自吐鲁番盆地的交河城迁到龟兹国都(今库车),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把唐朝的军事镇防系统推行到塔里木盆地,以期牢固掌握西域的腹心,并切断南北游牧民族势力的联系。
  然而,唐朝最初在塔里木盆地周边所设的安西四镇,大概只是为了以四个较大的地方王国为中心而镇守一方,其军镇等级似应是《大唐六典》卷三十都护府条后所记之镇,而非同书卷五节度使下之军镇。据《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记:“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即使安西四镇均为上镇,每镇亦只有五百防人,总共也就二千人。而且,“蕃汉相兼,以之制边”,其防御能力不会太强,所以此后几十年中,西域之地在唐蕃争夺中数次易手。
  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统治秩序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显庆四年(659),活动于碎叶、怛逻斯之间的西突厥余部阿悉结阙俟斤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国叛,击破于阗,旋即被唐将苏定方平定。龙朔四年(664),唐朝又派安西都护高贤率军出击弓月以救于阗。麟德二年(665),弓月、疏勒引吐蕃再攻于阗,唐派西州都督崔知辩等率军救援,并取得了胜利。阿悉结、弓月等西突厥余部的反叛活动,和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开始向西域扩张有关。吐蕃进入西域,最初是走从藏北高原,越于阗南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直下于阗或朱俱波(今叶城)的道路。因此,于阗首当其冲,连年战火不息,《旧唐书·音乐志》记龙朔元年(661)在东都洛城门随唐高宗观乐的于阗王(伏阇信),大概就是避乱而暂居中原的。
  咸亨元年(670),吐蕃大军进攻西域,先占于阗,继而攻陷龟兹拨换城(今阿克苏),唐罢安西四镇,吐蕃取得了全面胜利。唐朝先派阿史那忠安抚西域,收拾残局,继派萧嗣业于咸亨四年(673)率兵进攻弓月、疏勒,迫使二国王入朝请降。翌年十二月,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朝。于是,唐朝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分境内为十个羁縻州,伏阇雄因击吐蕃之功受封为毗沙都督。同时,唐朝又增设了疏勒、焉耆二都督府,安西四镇得以恢复。此后,唐蕃争夺西域的斗争主要在碎叶、疏勒一带展开,于阗稍得安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的势力与吐蕃联合,对安西四镇形成包围之势,仪凤初(676-677),再次攻占四镇。唐派裴行俭出兵碎叶,一举擒获都支与遮匐。调露元年(679),再立四镇,并以碎叶代焉耆,以加强对西突厥余部的控制。
  武周初年,东突厥复兴,与唐对敌,吐蕃乘机大举进攻西域。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蕃王朝编年史》记载:狗年(686)夏,“〔大〕论〔噶尔〕钦陵赞婆率军远征突厥之境,故此停留在境外。”同年(垂拱二年,686)十一月,唐朝被迫再次放弃四镇。《吐蕃编年史》又记:猪年(687)夏,“论钦陵率军前往突厥固城(Gu-zan)之境。” Gu-zan或许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所记于阗西二百里之固城。可知于阗此时再次被吐蕃占领。从钦陵弟勃论赞刃(Mgar blon btsan nyen gung ston)曾驻节于阗并修建寺院来看,当时吐蕃统治西域的中心就在于阗。至天授三年(691)初,于阗又归属唐朝。伏阇雄死,唐册封其子璥(一作瑕)为于阗王。长寿元年(692),唐将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并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即征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四镇地区,汉军由镇守使统领,由此大大增强了四镇抵御外敌的能力,使唐朝有效地控制了西域。在此后的将近一百年内,虽然个别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侵袭,但安西四镇的建置和各个镇守中心,始终没有动摇,于阗也在唐朝的统治下发挥着它的作用。开元十三年(725),于阗王尉迟眺曾引突厥谋叛唐,很快被安西副大都护杜暹派兵擒杀,更立新王。此后,尉迟伏师战、伏阇达、尉迟珪、尉迟胜相继为王。天宝中(749年前后),尉迟胜入唐献名玉、良马,唐玄宗李隆基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归国后,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合力击破播仙(今且末)、萨毗(今若羌一带)界内的吐蕃势力。
  
  2.于阗军镇的镇防体制
  
  调发三万汉军戍守安西四镇,每镇至少在五千人以上,这也是唐朝军事体制由行军向镇军转化的结果。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卷三(P.2005)记开元二年(714)前后的于阗镇守使,是“游击将军、守右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说明其时只以折冲都尉兼任镇守使。开元六年(718),唐朝设四镇节度使(其后或称安西节度、安西四镇节度),进一步完善了西域地区的防戍体制,于阗等四镇实际已从“镇”上升为“军”,但仍合称四镇。
  节度使下的军镇,其长官称镇使、镇守使、军镇大使、军大使等。《旧唐书》卷一○四《高仙芝传》记其在开天之际的官职迁转为:于阗使→焉耆镇守使→安西副都护使→安西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使。天宝中(750年左右),唐将杨和“自武卫将军、四镇经略副使,加云麾将军兼于阗军大使”,由四镇经略副使来兼于阗军镇守大使,说明了于阗在安西四镇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杨和后来又迁“金吾大将军、四镇节度副使”,其驻地应在于阗。另外,天宝二年(743),四镇节度副使夫蒙灵詧(察)在于阗监护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葬仪。和田出土的M.T.c.iii号文书《唐建中七年(786)十一月十九日榜牒》和Hedin24号《唐贞元十四年(798)闰四月四日典史怀□牒》,均由节度副使签发乾元三年(760),唐朝曾任命滞留中原的于阗王尉迟胜之弟、在于阗执政的尉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国事”。证明四镇节度副使一直驻扎在于阗,有时由唐朝将领充任,有时由于阗王兼领,是于阗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据此可知,于阗在安西四镇中的军事战略地位,仅次于安西都护府的首府或四镇节度使所在的龟兹。
  唐朝大规模用兵西域的高宗、武后到玄宗时期,正是唐朝军制从行军到镇军的转化阶段,边防体制逐渐由府兵番上镇戍转变为节度使控制下的军镇驻防。长寿元年以后,随着四镇兵力的增强,军以下的守捉、城、镇、戍、堡等各级防御设施得到了更新和加强。以下仅将见于《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佚文和出土文书的于阗各级镇防机构勾稽如下(城的概念较宽泛,故此未列):
  兰城守捉:据《皇华四达记》,在播仙镇西五百里于阗东界。又见于《新唐书》卷五○《兵志》。
  坎城守捉:据《皇华四达记》,在兰城守捉西,又西至于阗王城三百里。
  坎城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东三百里。坎城又见于Hedin 24号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其于阗文的对应词是Phema“媲摩”。
  兰城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东六百里。
  胡孥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南六百里。
  固城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西二百里。
  吉良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西三百九十里。
  皮山镇:据《新唐书》卷四○《地里志》安西大都护府条,在于阗西南。
  杰谢镇:见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文书《杰谢镇知镇官将军杨晋卿帖》,知此镇位於丹丹乌里克。
  彭怀堡:据《皇华四达记》,在兰城守捉和坎城守捉之间。
  移杜堡:据《皇华四达记》,在兰城守捉和坎城守捉之间,兰城一侧。
  神山堡:见同上引Hedin 24号文书。按此名又见于《皇华四达记》,在拨换沿于阗玉河南下至于阗的路上,现已考订在麻札塔格古遗址。
  睢阳〔堡〕、咸泊〔堡〕、疏树〔堡〕:按《皇华四达记》云:“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准前神山例,以上三地可能亦置堡。
  除了上述军事系统的建置外,唐朝还把报警、通讯性的烽铺、馆驿、关津之制推广到安西地区。以下所列亦仅限于于阗军镇范围。
  铺:目前尚未发现于阗铺的具体铺名称,但从上举Hedin 24号文书提到“三铺人”来看,于阗之设有铺是无疑的。
  草泽馆、欣衡馆、谋常馆、神山〔馆〕:见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所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其中除提到草泽馆、欣衡馆、谋常馆名外,还总名之为“神山已北四馆”,据此可知神山也是馆名,而且从文书属于于阗官府并且出土于和田地区来看,以上四馆都应是于阗的馆。谋常馆又见于麻札塔格出土的M.T.0628号文书:“谋常监馆二人粮(下残)”。又和田地区还出土有《永泰三年(767)正月五日于阗百姓纳馆家草条记》、《贞元六年(790)十月四日馆子王仵□抄于阗善政等坊百姓纳租税条记》(M.T.0634号),说明馆在于阗的普遍存在。唐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西域地区路途艰险,所以馆多驿少。
  苇关: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西五十里。
  由此可见,唐朝镇防体制中的军镇、守捉、镇、堡以及烽铺、馆驿、关津等各级建置及其制度,都推行到了于阗,构成完整的军事镇防体系,使于阗成为唐朝在塔里木盆地南沿的一个坚固堡垒。此时的安西地区,“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这一镇防体系的形成,大大增强了四镇的御敌能力。于阗北与龟兹镇相接,经由和田河而连结两地的交通线上,戍堡、驿馆比栉而立,以保障这条军事要道的畅通。针对吐蕃越南山多次与弓月、疏勒等部进攻于阗的情况,唐朝在于阗镇城的东南西三方,设置了两守捉、七个镇,严密防范吐蕃的入侵。于阗的这一北通龟兹,南拒吐蕃的镇防体制,使它成为开元、天宝时期唐军向外进击的重要基地,一改此前备受攻击的局面。
  
  3.王统世系与制度建制
  
  唐朝派镇守使率汉军在于阗的驻扎,并没有取消于阗王对其臣民原有的统治权力,于阗尉迟氏的王统连绵未断,他们身兼于阗国王和毗沙都督府都督的双重身份,与汉军镇守使一起,共同实施着唐朝羁縻州形式下的胡汉双重管理体制。
  有关于阗的汉文史籍中保存了十位于阗王的名字,现将他们的世系次序列出,并括注他们出现的年代:
  尉迟屋密(632)
  伏阇信(648-649)
  伏阇雄(674-691)
  尉迟瑕(璥)(692)
  尉迟朓(眺)(725)
  尉迟伏师战(728)
  伏阇达(736)
  尉迟珪(740)
  尉迟胜(746?-755)
  尉迟曜(755-787)
  尉迟、伏阇都是于阗文Via’的音译,梵文作Vijaya。藏文典籍和于阗文文书也记录了一些于阗王名,但大多数还无法与汉文所记比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于阗王位始终由尉迟氏传承。
  于阗王国内部的行政官员,也按唐朝的规定,由当地胡人担任。现藏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的M.9号汉文文书,系本世纪初出土于丹丹乌里克遗址,内容为《唐大历三年(768)三月二十三日六城质逻典成铣牒》,后署“六城质逻刺史阿摩支尉迟信()”名;又同馆藏编号为Balaw.0160的汉文文书《唐大历七年(772)纳布条记》第2行,有“刺史阿摩支尉迟□□”的署名,表明各羁縻州刺史一职也例由王族尉迟氏世袭担任,这正是唐朝所规定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的制度。至于“阿摩支”,是于阗语文amaca 的对音,来源於佛教梵文的amatya-或amatya-,原意为国王的亲信顾问,在于阗用为一种荣誉称号。羁縻州的刺史及其下属长史,因为有不少是由于阗人担任,所以这两种官称也被直接借入于阗文,分别写作tsīsī和cām ssī。此外,和田出土汉文和于阗文文书中,还见有萨波(spāta、首领)、破沙(pharsa、法官)、叱半(村坊小吏)等于阗固有的官职。
  与羁縻州的官僚体制相应,于阗国的州县之下,也有同内地一样形式的乡里村坊建制。唐朝内地州县以下的行政体制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廓(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和阗当地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证明,乡里村坊制也随着羁縻州制度引入于阗。以下将我们收集到的名字表列于下:
  名称  文书编号  文书名称 出处
  乡 勃宁野乡  M.T.b.009  开元年间某寺支出簿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49页
  村 厥弥拱村 同上 同上 同上。
  薛拉村 M.T.b.003  唐某年役簿()  Chavannes 1913,p.203.
  桑拱野村  M.T.0627  残文书 Maspero 1953,p.191.
  里 补仁里 M.T.b.006 学郎题记  Chavannes 1913,p.204.
  坊 政声坊M.T.b.009 开元年间某寺支出簿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48页
  安仁坊  同上 同上 同上349页
  镇海坊  同上 同上 同上
  善政坊 M.T.0634 贞元六年百姓纳租抄  Maspero 1953,p.187.
  □货坊  同上 同上 同上
  从上列乡村里坊名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现象,即乡村名一般均是胡语的音写,因为目前尚未找到它们的原语,故此意思不明;里坊名称则均可以用汉文加以解释,如“安仁”当取《论语》里仁第四“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意;“善政”当取《尚书·虞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意,均为告诫地方官人之语,表明它们可能最初就是用汉语命名的。《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云:“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 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于阗王国诸大城外的乡村地区,原本就应有许多自然村落,有自己固有的名字,唐朝羁縻制在此建立以后,即按原来村落的大小组成羁縻州体制下的乡村,其名称则用“夷狄所自名”;而原于阗诸城中似没有行政区划,且汉化程度较深,唐朝将之划分为里坊,并以汉文命名,是不难想见的。由此不难得知,于阗的乡村里坊这套地方行政体制,应是随着唐朝羁縻州制度在于阗的建立而设立的。
  这种胡汉揉合的行政体制,还贯穿在于阗王国的财政、兵役等许多方面,并且在文化上也有所体现。
  
  4.民俗与佛教文化
  
  于阗是西域佛教文化中心之一,特别是弘扬大乘佛教的中心。贞观十八年(644),唐朝取经僧玄奘从印度回国途中,在于阗住了七、八个月,他对于阗的环境、物产、人民、风俗、文化各方面,作了简明的叙述。《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毡,工纺绩絁紬,又产白玉、黳玉。气序和畅,飘风飞埃。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紬白毡。仪形有礼,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瞿萨旦那”是于阗的梵文化名称。玄奘详细描述了赞摩寺、牛角山、地迦婆缚那伽蓝、娑摩若僧伽蓝、麻射僧伽蓝等佛教圣地及其所带有的佛教传说。
  近代在和田地区古寺遗址中,发现了一大批于阗文、梵文、汉文、藏文佛教文献,如于阗文写本《理趣般若经》(Adhyardhaatikā- prajāpāramitā-sūtra)、《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rāja- tathāgata-sūtra)、《法身经》(Dharmaarira-sūtra)、《僧伽吒经》(Sanghāta-sūtra)、《首楞严三昧经》(ūrangamasamādhi-sūtra)、《金光明经》(Suvarnabhāsottama-sūtr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īrtinirdea-sūtra),等等;梵文写本《首楞严三昧经》(ūrangamasamādhi-sūtra)、《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na-sūtra)、《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acavimati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ā-sūtra)、《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Kāyapaparivarta-sūtra)、《善门陀罗尼》(Sumukha-dhāranī)、《佛说佛名经》(Buddhanama- sūtra),等等,汉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acavimati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ā-sūtra)等,还有于阗人自己编集的《赞巴斯塔书》(Book of Zambasta),反映了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旺景象。于阗的佛教对于西域一些地区和中原的佛教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武则天时,于阗国高僧实叉难陀(Sikshānanda,学喜)、提云般若(Devapraja,天智)来中原翻译《华严》圣典,弘扬大乘佛教,是更为突出的事例。贞元初(785-790),于阗大法师尸罗达摩(戒法)曾在北庭主持译场,将悟空从印度带回的梵本《十地经》、《回向轮经》译成汉文。敦煌发现的安西(龟兹)刘和尚(昙倩)译《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P.3918),所据即于阗佛藏中的梵文写本。
  从武周至开元这一段唐朝盛期,西域地区曾经奉唐朝敕令而建立了汉化佛寺系统,它们统属于住在龟兹的四镇都统,这些唐朝官寺中的重要僧官,很可能是从京师或中原内地直接派到安西地区来的。有关于阗的汉寺,开元十五年(727)时经过安西(龟兹)的新罗僧人慧超,在其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有记载:“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除了慧超的记载外,我们从其它史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西域地区汉寺的记载。敦煌文书P.2899号汉文《须摩提长者经》卷端题“于阗开元寺一切经”,卷背书于阗语医药文献,可知这个卷子原本为于阗人所有,正面的汉文佛经应当也出自于阗,原是于阗开元寺的藏经。藏文于阗佛教史《于阗国授记》(Li-yul Lung-bstan-pa)一书中记载:
  尔后,尉迟僧伽罗摩(Vijiya Sangrama)王之子尉迟毗讫罗摩(Vijiya Vikram)返归于阗国,为其善友尊者大阿罗汉提云般若(Devendra)建毗沙罗摩(Byi-zha-gre-rma)寺。至今,阿婆罗质多天王与摩尼跋陀罗神守护之。
  尔后,唐朝大臣谢大使(Ser The-shi)与尉迟达摩(Vijiya Dharma)王一起,为他们的善友瞿摩帝(’Gum-tir)的上座阇那斯纳(Jinasena),于东城建弥勒寺(Byams-pa Maitri)。至今,毗沙门天王守护此寺。
  尔后,王之大臣盖大使(Ka The-shi)与尉迟散跋婆(Vijiya Sambhava)王一起,为他们的善友乌丹陀罗若希(Udrendra Rod-ci)与达磨难陀(Dharmananda)二人,共建开元寺(Khe-gan-rtsi)。至今,毗沙门天王守护此寺。
  第二段中的Ser The-shi应即开元十六年(728)十一月乙酉以前任“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等副大使谢知信”,第三段的Ka The-shi应即开元二十六年安西都护盖嘉运,因此译作“谢大使”和“盖大使”。据《唐会要》卷五○“杂记”条:“〔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 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盖大使任职安西的时间恰恰是唐朝敕建开元寺的那一年,因此可以把藏文的khe-gan-rtsi比定为“开元寺”的不规则拼写。此藏文名称又见于麻札塔格出土的 M.T.b.i.0045 号藏文木简文书中,文曰:lha-gang ke’u-‘gan-tshe Rgya Sam-du “开元寺之汉人孙度(音)。”
  唐代于阗的佛教文化,既有来自印度、中亚系统的佛教,也有本地发展起来的大乘为特色的宗教,还有从汉地去的汉地佛教系统。汉寺的建立,必然将唐朝寺院管理体制带入于阗。《大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条规定:“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钢纪众事。”麻札塔格出土《开元年间于阗某寺支出簿》(M.T.b.009)记每日支出帐目后,均有都维那、寺主、上座依次署名。与此同时,汉译佛典也必然流传到于阗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还有佛教信徒所写的发愿文(M.T.0634(3)),甚至还有汉地禅僧神会写的《语录》(MT.b.001),表明汉地佛教对于阗影响的深远。
  于阗对唐朝文化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佛教的传播上,也反映在尉迟跋质那与乙僧父子入唐所传于阗绘画技法上。
  
  5.从安史之乱到吐蕃统治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闻讯后,以其弟曜摄国事,自率兵五千赴中原之难。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天宝十道录》(擬)记于阗有 “户四千四百八十七”,新、旧《唐书》称于阗“胜兵四千人”。尉迟胜所率应当包括驻于阗的汉军和出自本地的番兵,显然于阗的精锐部队至此已随之而去。乱平后,尉迟胜沒有回国,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正月“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到了广德二年(764),代宗遣尉迟胜还国,胜固请留卫宿,以国授其弟尉迟曜。
  吐蕃乘唐朝忙于平定安史之乱,而河西陇右兵内调之机,大片蚕食唐朝领地。据唐朝史料记载,吐蕃由东向西,于广德二年(764)攻占河西重镇凉州,永泰二年(766)占甘州、肃州。因此,广德二年(764)唐朝任命于阗王的使臣不很容易西行,直到大历二年(于阗地区仍用永泰三年,767)才抵达于阗,尉迟曜正式即位为王。建中二年(781),吐蕃与唐朝会盟没有成功,开始进攻河西的最后堡垒沙州,陷寿昌城。此后吐蕃并没有立即进军西域,从和田当地出土的唐朝官私文书和贞元五年前后经于阗、安西(龟兹)、北庭回朝的僧悟空所留下来的《行记》来看,贞元六年以前于阗地区的日常生活还是很正常的。
  唐朝史料均记北庭于贞元六年陷蕃,《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记西州贞元七年陷蕃,敦煌文书P.3918写经题记则记西州陷蕃年代在贞元八年,而过去所见于阗汉文文书的最晚年份是贞元六年,因此大都数学者都认为安西四镇的陷蕃也是在贞元六年或七年。但史籍记载北庭没蕃后,“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说明唐朝并不知晓安西四镇的陷落时间。实际上,唐军在北庭安西已经坚守数十年,不会轻而易举地交给吐蕃。据森安孝夫氏考证,吐蕃与回鹘在北庭曾经有过一段拉锯战。至于西州,虽然在贞元八年一度被吐蕃攻占,但据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贞元十一年(795)正月”的官文书,这里很快恢复了唐朝的统治。又据敦煌文书P.2132保存的西州僧义琳自建中四年至贞元十九年(803)的写经题记,唐朝势力退出吐鲁番盆地而转归回鹘汗国所有的时间当在803年。至于安西地区,龟兹范围的克孜尔千佛洞,曾出土过“贞元七年”的文书;其中第222窟中有“贞元十年”题记,表明龟兹的陷蕃当在794年以后。目前所见和田地区出土的官文书是前面提到过的Hedin24号《唐贞元十四年(798)闰四月四日典史怀□牒》,该牒系汉文于阗文双语书写,贞元十四年相当于尉迟曜在位的第 32年。这件文书证明于阗王尉迟曜率领军民,一直为唐朝坚守,于阗镇无疑应当是安西四镇中最晚陷蕃的唐朝堡垒。
  和田出土Hedin 16、Hedin 15、Dumaqu C、Dumaqu D等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上,都有与Hedin24 上相同的“判官富惟谨”名,年代相距不远,其汉文纪年为“巳年”和“午年”,于阗王(尉迟曜)纪年为第35年和36年,应相当于贞元十七年辛巳(801)和十八年壬午(802)。文书不用唐朝年号,与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纪年方式相同,表明于阗已经进入吐蕃统治时期。而文书内容是六城地区征收进奉絁紬的帐历,这里的絁紬可能就是要进奉给吐蕃赞普的,以表示于阗对吐蕃王国的归顺。如此,则吐蕃占领于阗的时间当在798-801年之间。
  根据于阗王尉迟曜第36年的纪年来看,他并没有马上退位,而文书中富惟谨等官吏也都未变,正说明了吐蕃是使于阗降服而不是强行攻占的,因为占领一事发生不久,所以原来的社会组织和人员都还没有变动。
   吐蕃同唐朝一样,在于阗采取羁縻性质的统治方式。和田出土的一件于阗文写本(MT.b.ii.0065)是对于阗王尉迟诘(Via’ Kīrti)的颂词,其中称:“自最优秀的藏人守卫于阗国,其统治已进入第六个年头。”表明于阗尉迟氏王统并未断绝。属于同一国王时期的另一件文书(MT.c.0018)称:“于阗王尉迟诘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此年间,刺史、阿摩支、守(?)尉迟拉呵(Via’ Raka)……”可见于阗尉迟氏王族在地方的统治体制也没有被打破。但吐蕃曾先后将十余个分属吐蕃本地各翼的千户部落调驻于阗,并且也曾把当地居民编成部落,其名称见于和田麻札塔格出土的藏文文书中。吐蕃驻军大概把于阗组成一个军镇(Khrom),其首脑为军镇将军(dmag-pon),驻地在于阗国都北、和田河中游的神山堡(藏文Shing/Shin-shan,今麻札塔格)。其下有专统一城的节儿(rtsis rje)等军政官吏。敦煌藏文文书P. t. 1089有如下记载:
  也可以奏上这样一个例子,即于阗国主的情形:因为[他的]称臣纳贡,受到恩诏,被赐予王号,允许其有王者的威仪,但其地位在[统治]于阗的、银字告身[吐蕃人的]论(大臣)之下。于阗的阿摩支(大臣)被允许授予金字告身(绿松石告身)的位阶,但地位却在[吐蕃方面任命的]赤铜字告身的节儿之下。
  于阗国王虽然保有王的威仪,但地位在只有银字告身的吐蕃军镇将军之下;于阗拥有“阿摩支”称号的大臣,虽然可以得到吐蕃金字告身的阶位,但实际地位却在只有赤铜告身的吐蕃节儿之下,这充分说明了吐蕃占领者与于阗旧统治阶层的关系。
  吐蕃对于阗的统治的另一面,是使于阗和藏族的文化交往更加紧密。敦煌发现的于阗文医药文献巨著《悉昙娑罗》(Siddhasāra),其序言明确说到是从藏文译成于阗文的,这对于增进于阗的药物学知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藏文大藏经或敦煌藏文写本中保存的《于阗国授记》、《于阗国阿罗汉授记》、《于阗国教法史》等,是从于阗文译成藏文或用藏文编成的著作,它们代表了于阗对藏族佛教文库的贡献。
  
  6.唐代的杰谢镇
  
  “杰谢”一名,见于许多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如上引M.9(= Hoernle MS 1)《唐大历三年(768)典成铣牒》、D.V.6(= S.5864)《大历十六年(781)二月杰谢百姓思略牒》、M.9c(= Hoernle MS 3)《建中七年十月五日杰谢萨波斯略条记》。我们曾将这里的“杰谢萨波斯略”比定为Hoernle 2号于阗语文书第1行的Gayseta Spāta Sidaka,这个结论又得到近年刊布的俄藏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Dx.18930的印证。现在可以肯定杰谢即位于今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遗址。根据考古发现和出土文书,这个遗址具有三方面的特性。
  (1)在唐朝,杰谢应是六城质逻州下属的一个城镇,D.V.6《大历十六年杰谢百姓思略牒》第5行称“六城杰谢”。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应当是当地的于阗人居住的一个传统城镇,“杰谢”(Gaysāta)一名应当来自当地的胡语——于阗语。此后,过往的粟特等中亚胡人、驻屯的唐朝军人和家属,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在这里。
  作为城镇,其首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就是上面提到的思略(斯略、Sidaka)其人。我们曾经收集丹丹乌里克出土汉文、于阗文中有关思略的材料制成年表:
  表二: 思略年表
  

公元

尉迟曜纪年

甲子纪年

唐朝纪年

文书编号

身 份

777

11

丁巳

大历十二年

SI P 103.11

未标身份

781

15

辛酉

大历十六年

D.V.6(S.5864)

杰谢百姓

 

 

 

 

SI P 94.1

auva-hamdasta

782

16

壬戌

大历十七年

SI P 103.49

Gaysāta auva-hamdasta

 

 

 

 

Dx.18919

未标身份

784

18

甲子

建中五年

SI P 103.38

Gaysāta auva-hamdasta

785

19

乙丑

建中六年

Or.6397.2

Gaysāta spāta

786

20

丙寅

建中七年

M.9.c(2)

萨波

 

 

 

 

SI M 52

Spāta

788

22

戊辰

贞元四年

Dx.18917

所由萨波

 

 

 

 

SI P 103.31

Spāta

 

 

 

 

Or.6395.1

Spāta

  
  
  auva-hamdasta似相当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城主”,虽然职掌一个小城镇之杂事,但身份属于色役一类,是从百姓中找家业富裕者充当。Spāta汉文作“萨波”,这一官称很可能直接来自粟特文的s’rtp’w,即由队商首领发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意思,中原的汉文史料中称作“萨保”、“萨甫”、“萨宝”,这个称号可能是与粟特人同样操东伊朗语的于阗人的古老官称,也可能是借自粟特商人的“首领”称呼,在此应当同样是一个聚落首领的意思,地位大概比城主(auva-hamdasta)要高。由上表可见,781年时思略身份是一般百姓,同年又被称作auva-hamdasta(城主),则城主似乎即是以百姓身份兼任的。从785年思略任萨波,至少到788年,其实还有不少没有年代的文书也提到萨波思略。
  (2)从军事体制来讲,杰谢是于阗军下属的一个镇,有唐朝派驻的镇守军把守,构成于阗乃至整个安西四镇防御体系中的一份子。它向西可以通向和田河中游的神山堡(今麻札塔格),与贯通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和田河路连接;向南可以到达坎城地区(今老达玛沟一带),进而和丝路南道会合;是把守丝路的战略要地。
  杰谢镇由镇官统领,军队的资用从当地百姓中征收或购买。近年公布的俄藏和田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今引两件如下。Dx.18916《大历十五年(780)杰谢镇牒为征牛皮二张事》记:
  1 欃(左为“革”旁)皷牛皮二张[
  2 牒得举称: “奉处分[
  3 因恐贼默来侵抄,辰宿至要鼓声相应〔者〕,[
  4 自各牒所由处。”牒举者,准状各牒,火急限〔当〕
  5 日内送纳,迟科附者,故牒。
  6 大历十五年四月一日,判官果毅□□进[
  7 知镇官大将军张顺。
  又,Dx.18915《某年九月十七日杰谢镇帖羊户为市羊毛事》记:
  1 杰谢镇 帖羊户等
  2 当镇诸色羊户共料官市毛壹伯斤
  3 右被守捉帖,称:“上件羊毛,帖至速市供,
  4 分付专官介华领送守捉,不得欠少。其价
  5 直,卖即支遣者。”准状各牒所由,限三日内
  6 送纳。待凭送上,迟违科所由。九月十七日帖。
  7 判官别将卫惟悌。
  8 镇官将军杨晋卿。
  这两件文书一是镇守军征收军鼓用牛皮事,一是收购羊毛事,分别由“知镇官大将军张顺”和“镇官将军杨晋卿”签署,两件文书都要火急送纳或速市供,可见与军事相关。
  (3)杰谢镇地区,也随着唐朝势力的进入西域,建立了一座规模不大的汉寺——护国寺。斯坦因在此处发现的《大历十七年(782)行官霍昕悦便粟契》(D.VII.4.a)、《建中三年(782)健儿马令庄举钱契》(D.VII.2)等,证明了此寺的存在及其运营情况。
  本文后面附录了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有纪年的唐代汉文文书。唐朝安史之乱后,西域镇守军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受到占领河西走廊的吐蕃军队的阻隔,因此他们所用的中原年号往往比内地要延迟许多年。当地军人、民众坚持采用唐朝纪年,表现了对于唐朝正统的坚持。汉语纪年文书的意义在于可以和公元纪年一一对应,为我们判断其他没有纪年的汉语文书和用动物纪年的于阗语文书的年代提供了基础。另外,从当地出土的官私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8世纪末于阗边镇杰谢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僧侣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7.晚唐五代宋初的于阗
  
  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被刺身亡,统一王国迅速崩溃,其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瓦解。目前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9世纪后半叶于阗王国的情况尚不得而知,据敦煌发现的属于10世纪的于阗文和汉文文书以及中原五代、北宋王朝的一些记载,可以推测吐蕃势力退出于阗以后,于阗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尉迟氏王族掌握了实权。现将已经确知的十世纪于阗王的在位年代及其年号表列于下:
  李圣天 Via’ Sambhava同庆 912—949
  天兴 950—963
  天寿 963—966
  尉迟输罗Via’ Sūra  天尊 967—977
  尉迟达磨Via’ Dharma 中兴 978—982
  此外,还有个别王(如Via’ Sangrāma)的年代不明。大概从901年开始,于阗王国与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建立了联系,于阗王李圣天曾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女为皇后,两地交往更为密切。938年,李圣天又遣使后晋,晋高祖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与曹氏所生之子从德,曾长期在敦煌居住,967年即位为王后,仍与中原、沙州保持密切的交往。由于此时疏勒已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占领,并向东方伸张势力,自970年开始,于阗佛教王国与疏勒的穆斯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初,于阗攻入疏勒境内,取得了胜利,并俘获一头“舞象”,准备进贡给宋朝。但于阗孤立无援,敌不过西方穆斯林的强大攻势,大约在1006年前后,于阗佛教王国终于被黑韩王朝消灭。此后,于阗的人种和语言逐渐突厥化。
  10世纪的于阗,佛教仍是最主要的宗教信仰。晚期于阗佛教的特征之一,是密宗思想的发展,敦煌保存有几种于阗文《金刚乘文献》,当地崇拜的许多佛像都被绘成“瑞像”,反映了于阗民众期望借助神灵来保护受到威胁的佛法。另一特征是汉地佛教的影响,如P.3513于阗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忏悔品》,可能是译自义净的汉译本。同号写本《般若心经疏》则是对汉译大本《心经》的译注。此外,在晚期于阗文佛教文献中,有一大批佛教文学作品,如《佛本生赞》、《善财童子譬喻经》、《阿育王故事》、《难陀故事》等等,有些是用韵文写成的,反映了于阗讲唱叙事文字作品的盛行。这些传到敦煌的于阗文佛典,必然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王国之一,于阗特产的白玉,一直是重要的输出品,为东西方各族民众所喜爱。
  总之,唐代的于阗是于阗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其所创造的佛教文化更是多姿多彩,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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