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分类表
乡土风情知青文革


作品父类: 乡土小说


  长期以来——自从最初几篇知青题材的小说问世后,文学期刊界、出版界、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及社会学界和新闻界,一致形成着一种主观的、错误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那便是,认为在许多城市中,尤其许多大城市中,存在着一个人数极其可观也极其热忱的读者群体,而他们都是返城知青。认为他们都像蜂蝶觅花丛 —样,一嗅到花粉的芬芳,便会嗡嗡一片地飞去,沉湎于知青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回忆录中不愿旁顾。
  
  于是“知青文学”的命名诞生。
  
  于是“知青文学”现象经常成为话题。
  
  当然,如果根本否认返城知青爱读知青文学,也不够实事求是。但,这些爱读知青文学的返城知青,数量远比以上各界人士估计的少。不只少一些,而是少许多。
  
  进言之,如果确有所谓“知青文学”的读者群体,那么其主要成分也非是返城知青,而是另外一些人。
  
  与我关系稔熟的返城知青不算少:有些是在知青岁月中曾与我朝夕相处过的亲密的知青朋友;有些还是我的中学校友和同窗。
  
  不消说,都是男性。
  
  某一日我屈指掐算了一下,他们大约有一排人。如果扩大而论所有我认识的以及泛泛接触过的返城知青,约两个连。
  
  在与我关系亲密者中,亦即那大约一排人中,仅三五人读过我的两篇获奖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拍成了电视剧,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还写过那么一部长篇。而读过我最初几篇知青小说的人,乃因职业与文学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是编辑、是记者。还有人是在上“业大”时读的。当年我的两篇知青小说列入各文科“业大”分析教材,他们读是为了完成作业。
  
  这约一排人中,半数有我签了名赠送他们的我自己的知青小说集。
  
  他们从不因此而给我面子翻阅。
  
  我也一向识趣,从不与他们谈文学,更不会傻兮兮地试问他们读后之感。
  
  和他们在一起不谈文学使我轻松,使他们自如。我和他们,一向十分珍惜不谈文学的另一种美好,一向恪守不谈的相互默契的原则。
  
  真的,旧交偶聚,不谈文学,只谈儿女的学业情况,谈父母二老的健康情况,谈身为男人的家庭义务与责任,谈工作压力和生活烦愁,互吐衷肠,彼此宽慰,不亦悦乎?
  
  我和他们在一起,将说这些叫做“聊点儿正题”。
  
  我和他们“聊正题”,他们就觉得我依旧可爱,依旧是当年的好朋友。若我侃侃地谈文学,他们就用极其陌生的眼光看我。分明地,意识到我是彻底地变了。
  
  幸而我并未变得那么令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讨嫌。
  
  至于那两个连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中大约有一个班的人主动向我讨要过我的书,当然言明要我的知青小说集。倘没有,别的书也凑合。另外大约有一个班的人,自己买过我的书。来我家时,也要求我签上名。这大约两个班的人,都不是由于喜欢我的知青小说才要才买。而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侄儿侄女甥男甥女,或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朋友乃至他们单位的头头脑脑所要所买。也有的,为了带着我的签了名的书求人办事儿。倘送礼,轻了,觉得拿不出手;重了,往往违心违愿。而将作家的签名书当礼,送者显得免俗,收者也收得坦然。实在是好方式。而且,我简直认为是该大力提倡的方式。想到我的书居然还能被当礼送,我差不多总是有求必应,高兴又爽快。倘他们要了我的书买了我的书,还对我说些认真拜读之类的话,则我倒反而觉得不自在了。
  
  某些人一向以为,我这“永久牌”的“知青作家”周围,肯定经常被些曾是知青又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读者厚爱着。
  
  安有其事!
  
  不错,我的确受到着不少过去的知青朋友厚爱。但他们给予我的种种厚爱和关怀,其实仅对我这个人本身,仅表现在对我们之间曾有的友情的无比珍惜。至于文学,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我的职业。他们并不爱屋及乌,连我的职业也另眼相看。而我,也从未对他们产生过那种“不道德”的要求。
  
  在他们中,我的职业是特殊的。特殊而又远离他们的兴趣。这特殊,每每也使我在他们中难免的有时倍觉孤独。
  
  他们对我的职业的最中恳的话一向是“谨慎点,干你们这行的容易犯政治错误。尤其你那一套文学主张。别认真、别傻,犯不着”。
  
  于是我常思索,文学的读者群究竟是哪几类人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于是便陷入回忆。
  
  凡人,不分男女,幼年时都爱听故事、爱看连环画。而故事和连环画,是人与文学的初级接触,仿佛小男孩儿对小女孩儿强烈又单纯的好感。
  
  我儿子二三岁时,每晚都缠着我或妻翻连环画讲故事给他听。
  
  “再讲一遍嘛,再讲一遍嘛……”
  
  一册《十兄弟》,薄薄二十几页,一晚上他竟磨着他妈给他讲了九遍!
  
  “后来呢?后来呢?……”
  
  他妈打着哈欠说:“完啦,没有后来啦,该睡觉啦!”
  
  儿子听了别提多么沮丧。他希望那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
  
  人在幼年时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真是入迷得动人哪!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后,不再需要我和妻子讲给他听,开始自己看了。于是,我和妻子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些小人书,成了他的第一批文学读物。我和妻子常感慨于我们各自能从“文革”前将那些小人书保存到“文革”后,而且保存得那么好。我们当年都未想到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保存,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我们当年认为的珍稀之物加以妥善保存罢了。
  
  儿子上中学后,开始自己买书,开始与同学们相互借阅。
  
  初三起,儿子不再看一切文学色彩的课外读物。
  
  上高中后,儿子与文学的初级接触彻底结束。不是因为我和妻子强迫他那样,而是根本没有了接触的精力。
  
  有时,我们忍不住将一本值得他读的书推荐给他,他则很烦地问:“我有时间看吗?”
  
  我只有哑然……
  
  我举我儿子为例想说明的是——许许多多的人,由于个人、家庭、社会、时代等某一种原因或综合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截然终结在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的阶段。只有少数人以后又续上了与文学的关系,岁月沧桑而不再中断,成为文学的执著读者和终生读者。文学依赖于他们的众寡而兴衰。大多数人与文学的关系,青少年时期一旦中断了便一辈子永远地中断了,或者自己没兴趣再续上了,或者仍有兴趣但没条件也没心情续上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为文学的始终如一的读者,也是需要一些起码的条件起码的心情的。对于他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成了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短暂的“初恋”。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班里有六七名爱看小人书的同学。当年,一名小学生买一本小人书是奢侈的事。尽管一本小人书最贵才两角几分。
  
  我上中学时,班里仅有三四名喜欢读小说的同学。同小学相比,与文学发生初级接触的同学不是明显多了,而是少了。这因为小人书已经不能给予中学生更大的阅读满足,而买一本32开的“大书”,自然是一本小人书定价的数倍,也自然是更奢侈之事。你无我无,大家全无。估计全校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当年我像一条专善于嗅“书香味儿”的猎狗,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有书与我交换了看,是会被我凭着敏锐的嗅觉发现的。
  
  “文革”一开始,全中国一切古今中外的非“马恩列斯毛”类的书,几乎全都付之一炬了。每座城市的重要图书馆,都保护性地封门上锁了。一封一锁,便是十年。于是全中国人的读书习惯,都被硬性地改造掉了。
  
  我不晓得我中学母校当年那二三十名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同学,如今是否仍是文学书籍的读者?须知我的中学母校当年在哈市非是一所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学生少得可怜的学校。比起有高中的中学会少些,比起无高中的中学只多不少。因为我的中学当年成立过“故事员同学会”,曾向全市推广过如何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书籍的经验。
  
  姑且以千分之二三十推而广之地概算,在当年三千余万知青中,也不过就有二三十万人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十年的知青岁月,是除了“毛选”无书可读的岁月。那二三十万知青中,后来十之七八也渐渐丧失掉了读书习惯。就好比迁往南方生活的北方人,渐渐改变了冬天戴棉帽子的习惯。
  
  二三十万的十之七八是多少,不言自明。
  
  正是她们,后来成了全国知青文学的第一批知青读者。之所以用“她们”而非“他们”,乃因这些返城知青中女性居多。她们再后来又分为两类女性:有的因对知青文学的敏感关注而成为广义的文学书籍的读者。她们从知青文学中获得到的,不仅是知青经历的寻寻觅觅而已,也同时是少女时期与文学恋情的重续。这又是由她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而奠定的。有的则并没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她们捧读知青文学主要因为,甚至仅仅因为她们曾是知青。“知青文学”四字对于她们而言,重在“知青”,不在文学。她们将知青文学当成与自己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字式“老照片”。并且,往往想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便是自己或接近于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甚至,往往认为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比知青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更值得同情,更忧伤凄婉,更动人感人。确实,她们中大多数人在知青岁月中有相当坎坷甚至极为坎坷的遭遇。她们往往视某些知青文学为自己间接的命运自白书。她们几乎只关注知青文学,对别种文学书籍缺乏兴趣。与自己的命运发生间接自白效果的知青文学,她们认为好,否则觉得不好。她们至今差不多仍这样。知青文学中的某类,是连接她们与文学的一条极细极细的红丝线。但她们觉得不细,而是一条汩汩通过血液的血管、一条动脉。
  
  她们在不再是少女的年龄,与文学发生着初级接触。而且,主要是由于“知青”二字。而且,几乎甘愿地滞停于初级阶段。
  
  这种关系当然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又令人感动又令人揪心。
  
  但她们为数有限,毕竟构不成一个各界人士想象的庞大的知青文学读者群。若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是由她们构成的,则显然是她们和知青文学的双向的憾事。
  
  知青中的“老”高中们,当年是很有人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学名著的。返城后他们与文学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受家庭和生活所累,虽并无什么孜孜以求的事业主宰着人生精力,却也不再接触文学了(包括知青文学);第二类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活跃于仕途,或埋头于理工科专业,也惜时如金,不读“闲书”;第三类或者也考上了大学,又恰恰属文科专业,便仍与文学发生瓜葛。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因曾是知青而偏爱“知青文学”。相反,他们往往比较轻慢知青文学,往往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们越评论家起来,学者化起来,资深记者起来,对“知青文学”似乎越瞧不上眼,所评所析所议,往往比不是知青的同行更尖酸刻薄。他们认为自己是权威发言人,权威批评者,认为自己怎么说都有理。别人也不免地这么认为。他们通过对知青文学的终审垫高自己的地位。
  
  当然,还有第五类人,他们可能并没进入大学,一直在寻常的单位里从事着寻常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文学发生第二次接触。这是较高阶段的接触。视野远比他们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接触宽阔。评判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他们既不拒绝知青文学,也不只读知青文学。
  
  如果有谁统计一下便会确信,在“老”高中们中,又与文学发生第二次接触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发生了的,大抵在第三类人和第四类人中。然而,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是知青文学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而应该确切地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较高层次的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
  
  那么,构成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成分的,其实非是返城知青,又究竟是哪些人呢?
  
  说来或许有人不相信——其实,主要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初高中生、大学低年级生、各行各业中的青年,以及比以上三者加起来的数量少得多的一小部分知青。而且,仍以女性为主。
  
  据我看来,在全世界,爱读文学类书籍的女性,肯定比男性多几倍。这其中的原因,前边涉及了一些,更深层的分析,应属另一话题,此不赘述。知青文学的冷热,其实是随着他们和她们阅读兴趣的转移而变化的。
  
  我的几部知青小说有幸被拍成了电视剧。十个对我说他们和她们看过我的“作品”的人中,大约有九个指的是那些电视剧。
  
  但他们和她们肯定并不知道,那几部电影电视剧能被他们和她们看到,是很经过几番抗争的。
  
  电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当年曾勒令下马停拍……
  
  《雪城》几乎不许播出……
  
  《年轮》曾明令不许参加评奖……
  
  原因都差不多是——调子太灰暗,未表现理想,咀嚼苦难等等。
  
  而另有不少评论者,嘲讽我在作品中张扬虚假理想,掩饰苦难,玩味失落的崇高……
  
  我的知青作品确曾给过我一些浮名,但也常使我陷入左枪右戟不得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来自官方的否定和指责,我还较能承担,起码有申辩的权力。来自评论的,我则常常不知该怎样对待。一味沉默,似乎打算以沉默为盾应对批评的虚心反应。若申辩苦衷,则简直就等于是拒绝批评了。
  
  故我差不多总是要在这些作品发表后,写上那么一二篇小文章,以近于检讨的性质,自言创作能力的十分有限。这当然是回报评论的反应。而又有人就将我的这类文章剪贴了复印了,寄往有关部门,归纳道:“看,他并不惭愧于自己张扬理想和崇高的缺乏冲动,而是在那里公开叹息自己再现苦难的力不从心!……”
  
  只有普通读者和普通观众显得厚道非常。因为他们既不操审查之权,也不以评论为业。心血来潮,几页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便将充满善意的褒贬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地寄给了我。多少年来,我对此心怀感激。
  
  事实上,我的知青小说,目前为止,仅占我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雪城》后我不再笔涉知青题材,某种程度上,是为从那一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脱身。
  
  《年轮》于我,初衷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的“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
  
  我回头看自己的全部知青小说,没有自己满意的。有些当时较满意,时隔数年,越来越不满意了。恨不得重写。重写是不可能了。改写都没法儿改写了。唯一自我安慰的,乃当时写得真诚写得有激情。即使浅薄,即使幼稚,那一份儿创作的真诚和激情也是值得自己永远保持的啊!
  
  而此种自我评估,也是我对目前为止的,中国一切知青文学的总体评估。
  
  知青生活形态差异太大,有兵团知青,有农场知青,有插队知青;有南北地域造成的差别,也有南北人情世故造成的差别;有年龄造成的差别,也有政治出身造成的差别;有人数多寡造成的差别,也有工资和工分造成的差别……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然而我坚信,数十万城市青少年当年轰轰烈烈卷裹其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学蕴藏内容极其丰富的矿脉。前期对它的创作采掘,有点儿像“开发热”。我是太追求眼前效益的急功近利的采掘者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破坏了它的“资源”。对于文学,不应有什么“资源”保护法和保护区。只不过我们孜孜以求,却都并没有采掘出它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它后来的沉寂是好事。埋藏久些,形成的矿质更高些。也许十年以后,也许二十年以后,或会有知青题材的上乘之作问世。也许出自于当年的知青笔下,也许作者根本非是知青。但肯定不会是我。甚至,我认为,也不会是和我一样,从知青小说而开始文学道路的一批知青作家们……
  
  时值“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的今年,一定会出版不少知青题材的书籍。每一种都会有较好的销路,但哪一种也不会独领风骚。反馈到我这里的信息是——内容类似的编选较多,角度新颖独特的极少……
  
  买这类书的照例是以下人:
  
  初中、高中、大学低年级女生……
  
  很少一部分大学低年级男生……
  
  近年涌现的书籍收藏者……
  
  很少一部分当年的女知青……
  
  以及生活较为稳定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是为儿女而买。
  
  他们大抵会对儿女们这么说,“给,认真读读!读了,你就会了解爸爸混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你知足吧你!……”
  
  自己,却很可能并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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